检察官之“准自由心证”——审查起诉阶段检察官内心确信活动的辨识

审查起诉阶段中检察官的主观活动可划分为运用证据进行的“事实判断”与考虑其他因素进行的“起诉裁量”两个阶段。长期以来，学界多聚焦于与后者相关的起诉法定主义、起诉便宜主义等理论，而对审查起诉阶段必经的前一阶段却少有论及。事实上，检察官在审查起诉阶段依证据进行内心确信的过程是十分独特的，与法官自由心证的事实认定过程有很多相近之处，也存在着极为明显的差异方面，因此可称之为“准自由心证”。辨识并研究这一内容，在理论上有重要的价值，对实践也或将产生指导意义。     

论民事证明妨碍的程序性规制

民事证明妨碍作为程序上的不法行为只有给予程序上的制裁，对其进行纠正和预防的目的才能真正奏效，即排除妨碍人因妨碍行为所获得的不当利益及诉讼优势地位，让诉讼回复应有的正常秩序。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左于一般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的，故学者们在具体对策的选择上众说纷纭。证明妨碍行为应当在程序性规制视角下，完善相应配套制度，合理设计适用程序，由法官在法定限度内合理行使自由心证，以达到有效规制证据妨碍行为以及实现当事人平等与诉讼公正的目的。     

浅论自由心证制度及其完善

自由心证,即据以定案的证据的证明力的有无及其大小不由法律预先做出规定而委由裁判者根据自己的良心和理性自由地判断,在形成内心确信的前提下,进而对案件的事实做出结论。作为一项逐渐被世界各国所接受的证据制度,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但同时,还存在不可回避的缺陷。为弥补这些缺陷,需要对其进一步完善。     

证明力与证据能力辨析——兼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传统法学界对证据能力和证据证明力的认识存在诸多不甚明晰之处,准确界定二者概念并厘清它们的区别和联系具有重要的意义,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证据理论上的其他制度.以这种错乱认识为基点,传统证据理论对证据规则、自由心证原则和证明标准等问题也产生了一定的误解.上述认识的混乱和误区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也有着突出的体现.     

证据制度中的法定与裁量——以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证据制度比较为视角

法定与裁量曾经在历史上的自由证明证据制度、法定证据制度和自由心证证据制度时期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二者在当下的自由心证证据制度下却呈现出了更为复杂的关系。而且纵观各国的证据制度,法定与裁量呈现出相结合的趋势。以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证据制度为基础,分析了不同证据制度之下的法定与裁量此起彼伏的演变历程以及在民事证据制度中的结合趋势。     

公开心证的功能解析

公开心证的首要功能是通过公开法官心证过程来实现社会对法官裁判的监视，实质是“硬化”逻辑规则，即使逻辑规则由实体正义转变为程序正义；公开心证对证据规则的控制是用定案根据约束证据的可出示性，由此凸显了“软化”证据规则的必要。基于以上启示，就制度构建而言，我国除了诉讼法或证据法宜明确规定自由心证和公开心证原则外，对狭义上证据规则的规定宜采取特别谨慎的态度，至少应强调法官自由裁量和当事人自治原则。     

论民事诉讼中自由心证的制约与保障

自由心证是一项既古老又现代的证据评价原则,近年来这一原则已被我国大多数学者所认同,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证据规定》的发布更被有学者认为是在我国初步确立了这一原则。然而,自由心证也有其固有的缺陷,在确立自由心证的同时,需要有相应的制约与保障体系来保证自由心证的合理运用。本文从自由心证的内部制约因素与外部制约因素两方面探讨了对自由心证的制约与保障。     

对自由心证证据制度的探讨

自由心证证据制度是诉讼立法史上的重大变革,它不仅解放了法官的主观能动性,彻底否定了刑讯逼供这种野蛮的取证方式,而且随传统的不公开的心证制度发展为现代的心证公开的证据制度,诉讼的透明度和民主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也为我国正在酝酿之中的证据法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毒品案件主观认定中的自由心证

在并未明确和确立自由心证制度的我国,自由心证已在刑事证据审查的广大领域占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并发挥着潜移默化的证明作用。基于毒品犯罪证据收集中的实际困难,司法人员在犯罪嫌疑人拒不认罪,并否认自己主观明知的案件中,较多地从客观证据出发,运用经验规则与逻辑规则形成自己的主观判断(心证)。然而,自由心证是否公正和理性,则取决于司法人员的学识、经验和道德操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