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程序改革及公安应对之策

我国刑事诉讼法于1996年做重大修改,对公安侦查工作产生深刻影响。2003年10月,十届全国人大再次将刑事诉讼法修改列入立法规划,由此开始了新一轮研讨热潮。此次修法的基本精神十分明确,就是进一步加强权力制约,保障基本人权。由此出发,此次修改的一大重点就是侦查程序和强制措施。这将导致我国侦查制度发生重大变革,从而对公安机关侦查职权、侦查体制和侦查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行政诉讼与企业性质的审查认定——以“中国行政第一案”为视角

行政诉讼中企业性质审查和认定的问题缘于我国经济体制转型过渡期，本文以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诸多“红帽子”企业为基础展开论述；人民法院在诉讼中审查认定企业的性质，无论是基于诉讼手段的选择还是诉讼结果追求的目标，均可在现行法律法规中找到充足的依据；行政诉讼中的企业性质审查认定与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原则并不矛盾，而且与民事范畴的确权之拆迥然不同，二者不能混淆。     

判后答疑制度评析

自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在全国法院系统大力推行判后答疑制度之后,判后答疑制度已在全国各级法院陆续试行。虽然实行判后答疑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增强司法公信力,以从源头上治理涉诉信访的产生,从而促使当事人服判息诉,并最终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但判后答疑制度的实践却使我们对该制度的实际功效产生了疑问。尽管如此,判后答疑制度在我国当今的司法环境中仍具有现实意义,也是我国现阶段为消除当事人的不满所能采取的最为现实的选择,因此,我们不能断然否定其存在的价值。     

论人民调解制度的完善——以“诉调对接”为视角

人民调解是我国民间调解的法定活动形式。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导致其作用日益下降。"诉调对接",即人民法院与人民调解制度的有机结合,不失为完善人民调解制度,发挥其便捷、低廉、快速解纷功能的重要方法。     

诉的合并制度的立法缺陷与立法完善之价值分析

诉的合并提出与合并审理在实践中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与困惑,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诉的合并问题上的立法缺陷,使之未能成为民事诉讼法上的一项制度,由此导致了种种实践性的弊端。只有在理论上充分认识完善诉的合并制度的立法价值,才能引起立法界应有的重视,也才能通过完善诉的合并制度使《民事诉讼法》获得局部与整体的协调发展。     

我国封建社会的理冤制度及其借鉴

<正> 任何类型的诉论中,统治者出于维护本阶级统治的需要,都在法律中规定了相应的理冤措施,以弥补审判机关裁决中出现的错误。本文试就我国封建社会的理冤制度及其借鉴作如下探讨。一、我国封建社会的理冤制度我国封建社会的立法中,虽没有明确的再审制度之名,但对确有错误的生效判决却有重新审理之实。从当事人或他人申诉的角度来说,有复审制度和直诉制度,从皇帝或司法机关主动发现和纠正冤错案件的角度来说,有录囚制度和监察制度。     

安身立命之学的开显——论邵雍的先天之学

邵雍从三皇、五帝、三王、五伯的异化、异教、异劝、异率中论述其政治价值理想、为政治国的政治哲学原则、政治导向、政治措施,以及如何化民、教民、劝民、率民等,有一整体性政治设计.这种政治设计需要理论思维的支撑,经典文本的依据,才具其合理性、合法性和权威性.邵雍的天学与人学的圆融无碍,使其先天象数推步之学与后天理性命人文之学得以妙凝和合,为宋明理学开出线路,具有筚路蓝缕的历史价值.邵雍之所以如此,是与其思想世界的大气、价值理想的幽远、人文情怀的崇高、安身立命的关切分不开的.     

福州之恋

随亲＂归根＂ 福州有句民谚：＂七溜八溜不离福州。＂这句民谚说明福州人眷恋故土热爱家乡的恋乡之情。     

《唐律疏议》"知而犯之谓之''故''"辨正

《唐律疏议》中“故”有六种用法，其中两种表示犯罪的主观意图，即“故纵”之“故”与“故杀”之“故”。张斐《晋律注》释“其知而犯之谓之故”，后世律学注释奉为圭臬。从法典渊源与律文疏解来考察，“知而犯之”仅指《唐律疏议》中“故纵”之“故”。“故杀”之“故”应用其疏解“无事而杀”。“知而犯之”与“无事而杀”非指一事，不应混淆。唐律中“无事而杀，是名‘故杀”’延续了魏、晋律注“无变斩击”的注解模式并在唐律注解中将之细化。     

寓教于乐，让语文课魅力四射

早在2000多年前孔子就提出了“寓教于乐”的教育思想，他认为“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孔子所主张的“乐之者”其实就是一种快乐学习法，即学习源自兴趣，而兴趣源自快乐。北宋教育家程颐进一步提出寓教于乐，适时教学思想。他说：“教人未见意趣，必不乐学。”乐学必见意趣，否则索然寡味，就会使学生失去学习的动力，教育的目的便不可能达到。我认为“乐学”这一理念应渗透到语文教学中，不仅让学生乐学也要让老师乐教，让语文课堂成为师生的乐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