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本土化未成年人轻罪记录消除制度的构建

在中央关于新一轮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有条件地建立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最高人民法院＂三五改革纲要＂也提出＂配合有关部门有条件地建立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作为今后司法改革的内容之一,已经被提上日程。对我国各地司法试点探索情况的比较分析,揭示未成年人轻罪记录消灭实践的成功经验及存在问题,探析轻罪记录消灭制度构建的相关问题,以刑法的最新修订动向为导向,提出构建我国未成年人轻罪记录消灭制度的建议。     

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适用问题

经过长期的试点探索,新《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具有显著意义。应当明确的是该制度不同于国外未成年犯罪人前科消灭制度,有其自身的特征。但我国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在适用主体、适用程序等方面还需要明确理解与适用,而且制度在适用对象、保护力度等方面只是最低限度地保护了未成年人的利益,将来还存在很大的发展改进空间。随着社会管理能力的提升和民众法治观念的增强,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会向前科消灭制度的全面建立稳步发展。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需要修改刑法吗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作为一种激励制度,其最大的激励在于对涉案企业可以适用裁量不起诉。但在现行法律框架下,这一激励机制无论在程序法还是实体法上均存在制度障碍。对此,刑事诉讼法相应制度的修改应是重头戏,但刑法的修改亦应提上议事日程。刑法的修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修改单位犯罪的定义,增添单位犯罪认定的实质内容;二是增设涉案企业合规责任减免规定,明确其属于应当型量刑情节,且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三是增设事前企业合规排除犯罪故意的功能,明确其可以作为否定单位犯罪成立的抗辩事由。     

“少捕慎诉慎押”背景下打早打小刑事政策之适用与反思——以网络犯罪治理为视角

基于网络犯罪的代际发展和技术性特征，打早打小刑事政策可以适用于网络犯罪的治理。这也是由“源头治理”的总体要求、“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轻罪化刑事立法模式所决定的。在打早打小刑事政策的适用过程中，应当恪守罪刑法定原则，不能打得过早过小，要坚持形式入罪和实质出罪，避免打击扩大化。适用打早打小刑事政策要处理好打击网络犯罪与促进网络技术发展、打击犯罪与人权保障两对关系，实现犯罪治理、人权保障与技术进步的高度统一。     

浅议轻罪刑事政策的适用

轻微刑事犯罪是指被判处较短刑期以下处罚的犯罪行为，包括被完全剥夺自由，被囚禁在监狱等场所的短期自由刑，非监禁的限制自由刑、缓刑、罚金刑等刑罚。目前我国刑法对轻微刑事犯罪尚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标准，根据刑法总则的精神和刑法第72条和第74条有关适用缓刑的规定，被判处拘役或者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是缓刑的适用对象。     

轻罪重罪之法定界分

借鉴域外经验,中国刑事立法也应对轻罪和重罪的界分问题作出明确规定。这种规定不仅具有实体和程序方面的意义,也具有犯罪观念、刑事政策和刑事立法方面的重要意义。轻罪与重罪的划分应是对罪行而非对犯罪性质的划分,轻罪和重罪的划分标准应采取形式标准而非实质标准,在形式标准中应采取法定刑标准而非宣告刑标准,在具体划分界限上应以法定最高刑5年有期徒刑作为分界线。     

“未成年人轻罪记录消灭制度研讨会”在青岛举行

2009年10月24日至25日，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未成年人轻罪记录消灭制度研讨会”在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举行。     

我国轻罪立法的模式选择及其展开

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我国犯罪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刑事立法轻罪化趋势日益凸显，轻罪立法成为刑事法治新课题。基于我国轻罪立法现状以及综合域外经验，选择“刑法统一调整”的规范模式作为我国轻罪立法的现实进路较为适宜。具体而言，在刑法总则层面，明确轻罪概念，设置轻重犯罪分层的罪行等级，以罪刑均衡为基本立场对相应法律规范进行必要调整；在刑法分则层面，通过类型化思维调整部分具体罪名规范模式，以“定性+定量”与“只定性不定量”两大规范类型的恰切把握着力于实现轻罪立法的理性与正义。     

未成年人轻罪记录消灭制度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会议综述

为了推进少年司法制度改革，进一步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2009年6月13、14日，由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厅、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华东政法大学共同主办的“未成年人轻罪记录消灭制度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上海检察官培训中心隆重召开。来自北京、上海、江苏、浙江、重庆、四川、山东、广东等地的领导、嘉宾、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