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大陆法系国际私法学人与学说管窥

大陆法系国际私法的理论学说经过无数学者的努力构建与发展,初步奠定了基本模式。自20世纪以来,大陆法系国际私法学说林立,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对荷兰、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希腊等大陆法系国际私法学人与学说的检视和点评,不仅在国际私法理论研究方面有巨大的学术意义,而且在国际私法实务运作方面也极具实践价值。     

对《公务员法》的几点思考

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有许多创新之处,包括聘任制、竞争上岗、引咎辞职、严格的离职从业限制等,标志着我国公务员管理制度日益完善。但仍然存在不足与缺陷,比如未设定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奖惩缺乏法定程序,等等。     

行政处罚罚款设定普遍化研究

因财产罚所具有的优点、地方立法权的限制以及非正当考虑等因素的影响,罚款设定在日益普遍化的同时,泛化、随意化的趋势也不容否认。事实上,罚款的功能是有限的。面对罚款设定普遍化的现象,必须强调立法目的正当化,并协调配置各种性质的法律责任,以对之进行必要的、合理的矫正。     

论加强行政道德监督的必要性及其实现途径

当前,加强行政道德监督是促进行政道德建设的需要,是推进社会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是保证行政管理目标得以实现的需要,是健全行政监督体系的需要。加强行政道德监督的主要途径有:确立合理的行政伦理道德标准,建立独立的行政道德监督机构,构建完善的行政道德监督机制和推进相关的行政道德监督立法。     

网络经济与政府行政范式的转变

网络经济对政府行政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改革要求 ,如建立有限政府、决策的分散化与民主化、提高行政效率、增强透明度等。行政法所规制的行政范式也面临重大挑战 ,政府行政应当立足于现代人文精神、促进行政主体的多元化发展、强调行政权的公共服务本质、突出行政的法律从属性以及建立行政程序中的参与合作机制 ,以实现其范式转变。     

论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法律适用

离婚损害赔偿是配偶一方违法侵害他方的合法权益 ,导致婚姻关系破裂 ,离婚时对无过错配偶方所受的损害 ,过错配偶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法律制度。离婚损害赔偿民事责任须具备一定的构成要件。离婚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应是无过错的配偶方 ,义务主体应是实施了法定违法行为的过错配偶方 ,不宜将离婚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也视为义务主体。离婚损害赔偿既包括物质损害赔偿 ,也包括精神损害赔偿 ,而精神损害赔偿意在对无过错受害方给予精神抚慰。     

非法行医罪主体论纲——兼论我国非法行医罪的立法完善

刑法设置非法行医罪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防范非法行医行为的发生,因此,“四类主体”可以成为非法行医罪的主体。我国现行刑法对非法行医罪主体的规定存在着明显缺陷,建议将单位纳入非法行医罪的主体之中,并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明确“未以合法方式取得法定资质而非法行医”中的“未以合法方式取得法定资质”的含义及“非法”的含义,以完善相关规定。     

立功制度的功利和良知

功利是立功制度的基本价值,这是由其立法目的决定的.立功制度牺牲了被害人的利益以使国家更好地打击犯罪、预防犯罪,这是立功的功利所在.而良知原则是功利原则的限制与补充,如果没有这种限制与补充,那么,立功制度必然陷入唯利是图,不近人情的地步.我国应当对刑法第68条予以修改.我国应建立被害人补偿制度.     

新形势下完善《国籍法》的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公布实施至今已二十六年。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发展,国际交往日益增多,新的国籍问题也时有出现。由于《国籍法》独立性较强,在司法实践中,一些特殊案例又无法借用其他相应的法律,因此,迫切需要对《国籍法》加以完善和修改,同时还要规范执法。     

从NAFTA到USMCA: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变化、成因及启示

2020年7月生效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在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上一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下偏重对投资者权利保护的“新自由主义”精神,回归对国家规制权能的重视。在适用对象、适用争议、适用程序上作出变化与革新。全球价值链收缩及“慢球化”、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内在合法性危机以及对东道国规制权力的削弱,是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发生变化的深层次经济、法律与政治动因。《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变化与革新将进一步推动“卡尔沃主义”的回归以及加剧国际投资法体制内部的碎片化趋势。中国应积极支持及推进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使其发挥正面作用,同时辩证吸收“卡尔沃主义”的合理因素,积极探索诸如前置协商、投诉与帮助以及调解等解决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投资争议的多元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