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行法律解释制度研究

法律解释制度是国家法律制度整体中具有辐射性和跨越性的重要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首要的法律解释权 ,解释法律应当遵循五道程序 ,法律解释同法律具有同等效力 ,最高司法机关可以就司法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进行解释 ,这些内容构成了中国现行法律解释的制度框架。这一制度框架中 ,立法法规定的法律解释制度在法律意义上是成立的 ,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是否合法则存在疑问。现今绝大多数国家一般都以司法机关为主要的法律解释主体。中国实际采行的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司法机关都解释法律的二元化体制 ,前者是法律上的首要法律解释主体 ,后者则是实践中最主要的法律解释主体。几十年间 ,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法律解释为数非常有限 ,倒是法律上处于其次地位的最高司法机关的法律解释为数甚多。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首要的和主要的法律解释权 ,在逻辑上是成立的。然而逻辑上成立未必能完全解决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会期不足因而不能随时根据需要解释法律 ,它并不具体应用法律因而难以适时就法律应用特别是法律适用做出法律解释。转变这种状况 ,单用所谓立法解释、司法解释、行政解释这种颇具中国特色的分类方法是不敷需要的。在法治发达的环境下     

刑事诉讼价值的历史嬗变

伴随着弹劾式刑事诉讼向纠问式刑事诉讼、纠问式刑事诉讼向现代混合式刑事诉讼的历史更替过程,刑事诉讼价值发生了由古典的实现刑法目的价值和妨碍刑法目的价值并存的价值体系向单一的实现刑法目的价值体系、单一的实现刑法目的价值体系向现代的实现刑法目的价值和妨碍刑法目的并存的价值体系的历史嬗变。     

高校实践教学法律问题探析

高校的实践教学面临着高校、实习单位与学生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确定,实习期间学生的权益保护、学生和实习单位的人身或财产损害纠纷的解决等法律问题。从保护学生权益和平衡学生与实习（实训）单位利益关系的角度考虑,实践教学不仅应由教育法和民法调整,而且应将学生参加校外实习遇到的工伤问题、实习补贴、劳动安全、工作时间以及争议解决等突出问题纳入劳动法调整范围。此外,国家应完善高等教育立法和劳动立法,制定有关高校实践教学法律制度;高校应完善实践教学管理制度,建立高校实践教学风险防范机制。     

现代大陆法系国际私法学人与学说管窥

大陆法系国际私法的理论学说经过无数学者的努力构建与发展,初步奠定了基本模式。自20世纪以来,大陆法系国际私法学说林立,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对荷兰、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希腊等大陆法系国际私法学人与学说的检视和点评,不仅在国际私法理论研究方面有巨大的学术意义,而且在国际私法实务运作方面也极具实践价值。     

对《公务员法》的几点思考

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有许多创新之处,包括聘任制、竞争上岗、引咎辞职、严格的离职从业限制等,标志着我国公务员管理制度日益完善。但仍然存在不足与缺陷,比如未设定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奖惩缺乏法定程序,等等。     

网络经济与政府行政范式的转变

网络经济对政府行政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改革要求 ,如建立有限政府、决策的分散化与民主化、提高行政效率、增强透明度等。行政法所规制的行政范式也面临重大挑战 ,政府行政应当立足于现代人文精神、促进行政主体的多元化发展、强调行政权的公共服务本质、突出行政的法律从属性以及建立行政程序中的参与合作机制 ,以实现其范式转变。     

论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法律适用

离婚损害赔偿是配偶一方违法侵害他方的合法权益 ,导致婚姻关系破裂 ,离婚时对无过错配偶方所受的损害 ,过错配偶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法律制度。离婚损害赔偿民事责任须具备一定的构成要件。离婚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应是无过错的配偶方 ,义务主体应是实施了法定违法行为的过错配偶方 ,不宜将离婚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也视为义务主体。离婚损害赔偿既包括物质损害赔偿 ,也包括精神损害赔偿 ,而精神损害赔偿意在对无过错受害方给予精神抚慰。     

非法行医罪主体论纲——兼论我国非法行医罪的立法完善

刑法设置非法行医罪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防范非法行医行为的发生,因此,“四类主体”可以成为非法行医罪的主体。我国现行刑法对非法行医罪主体的规定存在着明显缺陷,建议将单位纳入非法行医罪的主体之中,并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明确“未以合法方式取得法定资质而非法行医”中的“未以合法方式取得法定资质”的含义及“非法”的含义,以完善相关规定。     

立功制度的功利和良知

功利是立功制度的基本价值,这是由其立法目的决定的.立功制度牺牲了被害人的利益以使国家更好地打击犯罪、预防犯罪,这是立功的功利所在.而良知原则是功利原则的限制与补充,如果没有这种限制与补充,那么,立功制度必然陷入唯利是图,不近人情的地步.我国应当对刑法第68条予以修改.我国应建立被害人补偿制度.     

新形势下完善《国籍法》的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公布实施至今已二十六年。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发展,国际交往日益增多,新的国籍问题也时有出现。由于《国籍法》独立性较强,在司法实践中,一些特殊案例又无法借用其他相应的法律,因此,迫切需要对《国籍法》加以完善和修改,同时还要规范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