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犯罪人分类模式的比较与优化

共同犯罪人定罪量刑的科学解决,有赖于刑法对其正确分类。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导致各国刑法在对共同犯罪人分类上的不同。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探讨各国在共同犯罪人分类上的优劣,倡导共同犯罪人分类的二元论立法结构模式,将有益于我国共同犯罪刑法立法的完善。     

认真对待行政指导诉权——行政指导可诉性比较研究

行政指导在性质上实际是一种具有弱权力、准强制性的服务性行政行为。行政指导的性质决定着行政指导具有被行政主体违法行使而侵害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可能，完全具有诉讼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国外在这方面已经作了有益的探索。我国应当尽快完善相关立法，明确将行政指导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以充分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论增强民主党派特色

民主党派的特色是民主党派的立足之基,力量之源。要增强民主党派特色,明确民主党派特色的内涵是前提,全面把握当前增强民主党派特色的状况是关键,中共和民主党派的共同努力是根本途径和方法。     

我国刑法中“其他”用语之探究

刑法中的“其他”用语体现了以简驭繁的立法技术，具有周延性与相关性的双重品格。其周延性使静态的刑法规范具有了较强的灵活性与适应性而有助于维护刑法的安定性；其相关性保证了刑法规范内容的特定性与明确性而有利于实现刑法的合目的性。其相关性、周延性分别与现代罪刑法定原则的人权保障、社会保护双重机能相顺应，而且与现代法治国的双重性格并行不悖。     

对刑事非法实物证据的界定

构建刑事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规则问题愈来愈成为当下法学界一个热点问题，不同学者对此有着不同见解。因而，正确、全面、完整地对刑事非法证据进行界定意义重大。我国刑事非法实物证据具体包括获取证据的手段、方法违法的实物证据、违反法定程序取得的实物证据、非法定主体取得的和提供的实物证据等类型。     

反侦查行为的类型初探(二)--消极性反侦查行为与积极性反侦查行为

根据反侦查行为所表现出来的防御特点,可将其划分为消极性反侦查行为与积极性反侦查行为.这两者在外在表现与行为方式两方面迥然不同.这种区分对于减少或克服侦查实践中的片面性错误,深入细致地分析个案中的反侦查行为,避免让一些案件假象模糊侦查视野,具有重要意义.     

论中国民族聚落的分类

我国民族聚落(即居民点的通称)的形成和发展,受到自然地理环境、宗教信仰、经济活动方式、家庭制度等因素的影响,由于聚落形成的原因不同,所表现的方式和呈现的景观也不同.聚落形成有一定的特殊规律,研究聚落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同一性和差异性,对于进一步了解民族内部结构、民族间的关系,以及多元化的中国社会,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税收征管质效与税务稽查体系建设

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后的20多年来，随着税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及征管模式的优化调整．我国的税收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税务稽查作为税收征管的最后一道防线，对维护税法的严肃性，保证税款的及时入库，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对税务稽查模式的深入探讨，有助于提高税收征管效能。     

创新视野下的我国公务员分类管理制度探析

完善职位分类为基础的公务员管理制度是对公务员进行有效管理的基础，是建立高素质公务员队伍的重要保障，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当前，我国现行公务员分类管理制度受政治、社会发展、传统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必须遵循行政法治、科学合理、兼收并蓄等原则，创新制度设计，以推动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