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与执行的分合限度:行政三分制分析

深圳市政府的行政改革实验“行政三分制”即将实行 ,这一新的组织模式是在我国传统的部门行政体制的背景下出台的 ,它对于改革部门行政的专权、利益部门化的严重问题将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但是从这一模式的理论假设和理性基础角度对它的未来命运进行思考就可以发现这一模式仍然是理性行政的调适 ,存在新的分离主义和专权倾向 ,难以适应越来越多元化和自主化社会的需要。     

区域行政法初论

伴随着区域一体化进程,传统公共行政日渐向区域行政拓展,并推动行政法的转型与变迁,区域行政法得以孕育。区域行政法以"新区域主义"为理论支撑,是跨行政区划政府间协作行政基础上行政法的新发展。区域行政法在调整范围、基本原则与行为机制方面存在着区别于传统行政法模式的显著特征。     

共享权、给付行政程序与行政法的变革

给付行政时代的来临使国民共享权之保障成为行政法的基本任务。与传统行政程序相比,给付行政程序因承担了国民共享权的保障任务而体现出诸多不同的法律特色,包括去高权性、积极行动、信息支持、关注正当程序、高度强调信赖保护等。这些变化引发了行政法的主题变更、结构性变革以及角色再造,促其渐变为以平等为时代主题的、作为沟通过程的、在公共治理活动中发挥更加重要作用的行政法。     

论对行政诉讼撤诉申请的审查

对行政诉讼撤诉申请予以司法审查是达致行政诉讼宗旨、塑造行政审判权威、保障诉讼程序公开公平、力避非正常撤诉现象的必然要求;一元化僵硬的撤诉申请审查规则,不具有司法实务可操作性,虚置了撤诉申请审查规则,代之以多元化灵活的审查规则是必要的;多元撤诉申请审查规则之建构应考量诸种因素,对实务中存在的种种申请撤诉情形认真分析、归纳总结,予以妥当设计。     

世博会期间上海高架道理排堵保畅的对策

世博会期间,上海的人流和车流将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通过建立大联动的勤务机制、实施分级管控、增加夜加岗执勤班次、增加电子警察、增加牵引力量等一系列措施,做好高架道路排堵保畅工作。     

网吧管理与未成年人犯罪的实证分析

透过未成年人与网络互动关系的分析,可以发现未成年人犯罪与网吧管理之间存在多项内在关联。网吧建设中的制度性缺陷与管理手段的松散致使网吧成为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犯罪场所,为了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且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发生,综合性地加强网吧管理是必然选择。     

论我国公益公诉制度之构建

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环境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矛盾逐渐凸现,因此建立公益诉讼制度日益成为社会公众的一个迫切要求。虽然法学界对建立公益诉讼制度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已经到达了一致认同,但是在具体的制度设计方面还存在较大的差异。在本文中,笔者力图通过介绍公益诉讼的相关概念,阐述公诉权理论,分析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的必要性,来对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具体构建提出若干可行性建议,以期对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有所裨益。     

拜登政府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合作构想述评

2017年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重启以来,马拉巴尔2020军演是美日印澳四国首次举行的联合军演。马拉巴尔2020军演折射出美日印澳四国针对中国的意愿及合作新进展。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合作是美国印太战略的基础和牵制中国崛起的重要机制,在近几年持续获得进展。美日印澳四国在安全领域加强合作,对四国与中国双边关系产生深远影响。马拉巴尔2020军演后,原本紧张的中印及中澳关系继续恶化。美国进一步推动与中国的竞争。美日印澳四国不但在安全领域针对中国,还营造不利于中国的国际舆论。拜登上台后,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合作继续强化。拜登比特朗普更重视与盟友合作,借由与日印澳三国磋商推动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合作机制化和常态化并走向准军事联盟。美日印澳四国明确表示不会在政治与安全领域停止针对中国,但是在经贸领域基于自身利益考量将改善对华关系。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合作升级对中国安全环境及国家利益构成严重威胁。拜登政府正在强化针对中国的印太地区多边安全架构。美国试图在外交层面让中国陷入孤立态势,在安全层面对中国形成战略包围。拜登政府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合作构想将让中国面临更加复杂的外交局面,更加险恶的安全态势。     

The Rise of Citizen Groups within the Administration and Parliament in Switzerland

This research note presents three newly interconnected and expanded datasets on interest groups’ (IGs) access to the Swiss political decision‐making process: (1) extra‐parliamentary committee seats occupied by IGs (1980, 2000, 2010), (2) parliamentary (committee) seats occupied by IG representatives (1992‐2015), and (3) consultation replies submitted by IGs (2008‐11). We show that the Swiss system of interest intermediation adapted to the multiplic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consolidation of citizen groups, which defend non‐producer interests and do not provide selective benefits to their members (e.g. environmental groups). The share of access granted to citizen groups has increased in both the administration and parliament, across all federal departments and most legislative committees. Moreover, citizen groups benefit from a larger share of access in the recently revitalized parliament, compared to the administration. This suggests that economic groups’ decline in power is also related to the rise of citizen groups.     

吧国公堂对华人宗教活动的管理

受原乡传统的影响,中国人在向印尼移民的过程中,也把传统的宗教信仰带到了印尼。自有华人定居吧城之时起,就"有人必有庙"。至元明时期,华人庙宇已遍布印尼各地,尤以吧城为盛。吧国公堂是荷兰殖民时期吧城华人处理华人社会内部诸项事务的具有半自治性质的行政和司法机构,对华人宗教活动的管理是其重要职能之一。吧国公堂名下有华人四大佛教庙宇,即观音亭、完劫寺、安恤神庙和玄天上帝庙,其中以观音亭建立时间最早、影响最大。为管理与维护上述四大寺庙,公堂设置有专门的"掌庙宇公勃低"一职,还定期安排官员轮值管理不同的寺庙。公堂对华人寺庙的管理,包括主持中元节及清明节祭祀等宗教活动、寺庙的重修与维护、募集善缘题捐、监管寺庙日常工作(包括向荷印殖民政府申请僧人移民来到吧城,负责各寺庙僧众的选任、离职和监管,监督寺庙所属土地及房屋的出租,管理寺庙所属器具,监管寺庙日常收支及处理寺庙与周边民众的纠纷等等)。在某种意义上,吧国公堂对华人宗教活动的管理是其半自治性质的一种体现。到19世纪中后期,随着荷兰殖民统治力量的增强,公堂的自治权逐渐被削弱。二战后印尼政府又对华人宗教活动进行诸多限制,于是公堂对华人宗教活动的管理权逐步丧失。1970年代印尼政府更下令将具有华族色彩的庙宇(Klenteng)改为佛寺(Vihara),并禁止华人再建新的庙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