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责任语境下对公司捐赠的法律约束

让公司承担一定程度的社会责任已经成为了公司立法的一大趋势,但公司的社会责任与公司的营利性目的无疑是矛盾的。公司捐赠是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表现之一,在公司捐赠中如何平衡公司社会责任与营利性目的之间的关系在理论和实践中一直是个难题。通过法律和公司章程对公司捐赠效力进行必要约束并进一步明确公司捐赠中董事所应承担的责任应该说是破解这一难题的有效方法之一。     

论民事诉讼中法官独立的制约平衡机制

在赋予法官独立的权力之同时 ,必须有相应的制约平衡机制 ,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完善基本审判制度和建立法官错案追究制度 ,实现内部制约 ;二是建立政党监督 ,完善包括人大监督、新闻监督以及公众监督在内的外部制约。     

对非法证据的理性审视

非法证据的取舍问题无论是在诉讼法理论界还是在司法实务中都是争论的焦点。在借鉴国外有关非法证据制度的基础上,本文指出我国解决这一争议的关键应以“价值权衡”理论为依据,并结合对非法证据的理性思考,来寻找符合我国国情的非法证据处理模式。     

曲径通幽相看不厌——天人合一与古代艺术散论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哲学最基本的命题.本文主要分析天人合一与古代艺术的相互影响与融通.分别从中国古代文学、绘画和建筑三方面来一一论列.天人合一思想影响了古代文学作品的创作,促进了绘画的形成和发展,且渗透到了建筑理念中,它为这些艺术形式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础;而一些艺术作品则将天人合一的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二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     

论美国法中商业判断规则的司法适用及对我国公司法的启示

美国公司法上的商业判断规则是一个司法程序上对董事行为的评价标准,它与董事的受信义务密不可分。在司法中,它的运用往往与当事人的举证是密切相联的。如果董事能够证明其做出的决策是在充分了解相关的情况下,经过了合理的调查,并且是善意的,同时诚实地相信他的行为是为公司的最大利益,那么商业判断规则的运用就被加重视,法院也不会对董事的行为进行进一步的审查,董事也不用对经营行为承担个人责任。     

金融信用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金融市场的基础是信用 ,没有一个完善的信用体系 ,不可能建立完善的金融链条。评价信用应使用一种综合评价标准 ,而不是局限于某一具体的行为或财产清偿能力 ,必须综合考虑财产、客观行为、主观诚信以及法律条件等各种因素。我国目前金融信用状况比较糟糕 ,必须加强金融信用制度建设。金融信用制度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 ,其核心制度主要包括征信制度、信用评级制度和信用管理体系。对金融信用的规制还需要外部调控、约束和管理制度 ,通常是政府和自律组织为了防止失信行为泛滥、信用市场的无序竞争和不正当竞争而进行的调控、监督和管理制度。     

中国古代的红河航道

历史上云南曾有过一条水陆交通线,即通往今天境外越南的红河航道。这条航道自先秦至元代一直存在并不断发展变化,史书对此有不少记载。红河航道的商业运输至唐朝时期(618~907年)繁荣发展到相当高度,可以由今越南河内北上,入今云南东南部、南部,转陆路交通路线,北上至今昆明,再转西折至今云南西部、西南部,入今缅甸境内,更北折西入今印度,形成了通往东南亚、南亚的国际水陆交通路线。同时又可自今昆明陆行北上,入今四川,更达中原。     

判决的合理化说明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

本文指出一个在实践中容易被人们忽略的问题，即判决的合理化说明有的时候会掩盖法官在自由裁量时的真实影响因素。本文探讨了判决的合理化说明与法官的自由裁量的关系，以及法官在自由裁量时可能涉及到的思考因素，指出在判决的合理化说明中，法官需要合理地组织对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中的以上影响因素，但同时也会掩盖某些因素的影响。因此，判决的合理化说明并不一定会起到我们所期望的作用。     

中国古代民间规约引论

通过对古代乡村民间规约演变过程的考察,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民间规约的历史存在形态:唐代后期的社邑规约、宋明时期妁乡约、明末清初产生的民间慈善组织规约和清代晚期的乡规,以及四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民间规约既不同于私人契约,又不同于国家法律,是民间社会组织的自治规范。民间规约是国家法律的补充,它的产生,标志着公共领域不仅为国家所独占。由于中国是一个乡土社会,民间社团组织的发展和发挥作用的空间极为有限,但民间规约在组织协调人际关系、建立稳定和谐社会秩序方面仍然具有积极意义。     

古希腊罗马哲学讲演录(一)

古希腊罗马的形而上学史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这就是其线索特别的清晰。古希腊罗马哲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最开始的一段时间是为形而上学作准备的;然后,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尤其是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古希腊的形而上学得以正式建立;亚里士多德之后直到罗马哲学,形而上学则处于一个衰亡和解体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