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权请求权不应适用诉讼时效

物权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是一个争论很大的问题,有的国家或地区适用,如德国、台湾,有的国家不适用,如瑞士。德国、台湾法上,物权请求权虽然适用诉讼时效,但实际功效甚小。依照物权请求权的性质,以及物权请求权和取得时效之间的关系,物权请求权还是不适用诉讼时效为宜。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也都是采纳的此种立法例。所以,我国将来制定民法典时也应当规定物权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     

论我国刑事侦查中的留置

作为一项于刑事侦查中应用普遍的剥夺人身自由措施,留置手段一直被排除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视野之外。这一现象的存在有损于我国刑事诉讼法作为国家基本法律的尊严。因此有必要从现行刑事强制措施系统内部缺陷及相关外部制度的缺失两方面入手,探讨我国刑事侦查中剥夺人身自由措施的配置问题。     

公安大练兵应当顺势导向“学习型公安”

中央提出建立学习型社会以来,各地已经取得经验.公安大练兵正朝学习型公安发展,并且在十个方面接近"学习型"特征.如何克服大练兵中存在的问题,提高学习的内在活力,并将学习势头健康、持续地发展下去,答案就是"顺势导向学习型公安".     

比较法视野下的劳动者集体争议行动之法律规制

利益调整所引发的集体争议行动是市场经济背景下劳资争议的重要型态。基于劳资自治的保障需求,大多市场经济国家(地区)对劳动者集体争议行动这种侵权行为予以有限制的法律保护。我国因加薪所引发的集体停工频发,凸显了法律对集体争议行动失范及其法律秩序重构的必要。借鉴国外立法例,结合国情,我国宜采取消极立法模式,通过特殊的法律责任豁免制度和特殊的劳资利益争议处理程序,以规范劳动者集体争议行动。     

论英国个人隐私权利保护的法律制度构建--以英国《人权法》颁行后保密责任构成要件的再解读为视角

在英国通过《人权法》法案前，新闻自由未被视为一项法定权利，但民众早已形成一种共识，新闻自由理当在社会中得到保障。而隐私权作为自然人权，具有普世价值，大众也应享有“对自己隐私合理期待”的权利。媒体为迎合大众的低俗口味，把闲话转为商品，其触角甚至伸向受害者。由于隐私权法的缺位，公民的隐私始终处于风雨飘摇中，民众只得依据其他诉因寻求法律上的救济。《人权法》颁布后，法官在实践中对保密责任新标准重新解读，这种变化对后续的判例产生了深远影响。     

浅议开发商迟延办理商品房权属证书的法律责任

近年来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数量急剧上升，而其中又尤以开发商迟延办理权属证书引发纠纷的比例居多。此类纠纷的爆发具有群体性特征，开发商与购房者间的利益冲突尖锐．审理判决稍有疏失或法律适用未能完全说服当事人便可能引发社会秩序不稳的后果。因此。厘清实践中普遍存在的开发商迟延办理商品房权属证书的违约责任及其诉讼时效的法律依据与法学原理．为审判实践提供统一的适用标准与理论支撑无疑兼具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从该类纠纷所涉的基本法律概念与原理入手，通过综合比较学界的不同论点与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效力层级，力求清晰的体现审判实务中迟延办证违约责任追究及其诉讼时效的法律适用。     

或有期间三论

或有期间研究的一个必然逻辑起点就是论证或有期间真伪问题。从制度的本源上展开分析,或有期间与诉讼时效和除斥期间具有本质上的差异,乃为独立存在的期间制度。然存在或有期间却并非当然具有存在之必要,还需要论证或有期间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或有期间应当是具有独特存在价值之制度,即能够通过限制处于比较优势地位的一方当事人获得或行使特定的权利,结束权利所处的不确定状态,从而妥当地均衡双方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或有期间制度的构建则应当遵循或有期间内在价值的指导,着眼于"严格性"的基本定位,同时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兼顾公平,以安排或有期间基本制度的具体内容。或有期间制度的基本规定应当与诉讼时效和除斥期间并列规定于我国未来民法典期间制度一章节之中。     

论诉权与实体权利的合一与分流——从罗马法的Actio开始直至近代的路径追问

随着19世纪实体法、程序法正式分道扬镳,实体权利与诉权各自进入了大体独立的轨道。然而,在此之前两者的关系并非如此。详细地展示其合、分进程的历史脉络,尝试描摹出此一基础课题的谱系,可以为学说的进一步讨论提供基础。     

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民事权利诉讼救济问题研究

我国《民法典(草案)》将"生物识别信息"列入"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的范围。目前,在外国以保护隐私权思路保护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民事诉讼实践中所遇到的困难主要包括:"类主体"与"类事由"化问题;侵权行为的"程序性违法"问题;传统"案件—诉讼—损害"的民事法理逻辑对损害赔偿的限定等问题。充分完善"类诉讼"制度;解决新兴权利的法律赋权问题;确定"程序性违法"的"损害"认定标准以及完善举证责任制度,是保证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民事权利诉讼救济充分实现的制度优化措施。     

论国有船舶的有限管辖豁免

国有船舶管辖豁免经历了从绝对豁免到限制豁免的发展历程。20世纪初以来,国际社会开始通过国内立法、司法判例、国际条约等实践将用于商业目的的国有船舶排除在管辖豁免的范围之外。但在对国有船舶豁免范围予以限制的同时,应当注意明晰以下三个问题:用于商业目的的国有船舶应当依据船舶的用途来界定;国有企业对于所经营的国有船舶不得主张管辖豁免;国有企业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一国法院不得任意扣押与当事船舶无关的其他国有企业的船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