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背景下的诽谤罪探究

新媒体作为现代传播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具有信息传播的即时性与广泛性、信息平台的数字性与多样性、信息交流的自由性与持续性和信息受众的平等性与互动性等特点。因此,在新媒体的背景下,诽谤罪在认定散布行为时应考量"公然性"的条件;在认定损害结果时应着重传播手段的严重;在认定犯罪主体时应根据不同的传播方式区别对待;在认定犯罪主观故意时应当包括间接故意,以此对诽谤罪进行准确司法认定。     

论人大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平衡

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前提,人大监督则是防止司法腐败的有效途径,二者互相联系、互相依存,价值显著却又存在冲突。在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时代背景下,只有寻找到一条平衡的路径,才能实现司法价值的最大化。     

试述影响我国司法正义的障碍及构想

正义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追求，正义是法律价值中的重要内容，正义只有通过法律才能实现。司法正义是保障法律正义得以实现的手段、方式和途径。我国随着法治建设的不断发展，开始关注司法正义。文章结合我国司法实践，分析目前存在的影响司法正义充分实现的障碍；提出具体的建议和构想，期待我国司法正义的早日实现，为我国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而努力。     

论中国司法改革

中国现行的司法改革措施偏离了法治方向 ,原因在于对司法改革的根本法理问题、司法改革的性质、司法的价值取向、司法独立、司法的职业化等缺乏足够的认识。本文力求理清上述问题 ,并对中国的司法改革提出了一些设想。     

刑事司法改革导向与公众诉求的冲突及其消解

目前,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导向无疑是构建符合程序正义和人权保障要求的现代刑事司法制度。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愈演愈烈的涉法上访等现象无疑揭示了社会公众对司法制度及其裁判结果的强烈不满,从而使刑事司法的改革导向与公众诉求之间产生显在的冲突。这种现象的存在,主要原因或许是我们过于强调刑事司法在程序正义和人权保障向度上的改造,而忽略了社会公众的认同。而社会公众一旦对刑事司法改革产生感情上的疏离,仅仅依靠刑事诉讼制度的完美设计不可能获得公众的认同。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使刑事司法改革获得最大程度的公众认同,缩小改革导向与公众诉求之间的距离。     

再疑“宪法司法化”——由“齐玉苓案件”引发的思考

本文通过对“齐玉苓案件”的分析对一些学者在讨论该案时所采取的“宪法司法化”的思路提出质疑,首先,宪法司法化指称的对象并不准确,宪法条文中可以“司法化”的仅仅局限在公民的基本权利部分;其次,宪法司法化是一个生造的概念,它既包含了违宪审查的味道,还有宪法诉愿的痕迹。从“齐玉苓案件”的本身性质来看,其中所涉及的真正问题是宪法中的基本权利条款是否可以对私人间侵犯基本权利的行为提供救济,以及如何提供救济。最高人民法院在“齐玉苓案件”中所采用的直接适用宪法条文的办法是不足取的,德国学者提出的基本权利间接适用的学说值得我们借鉴。     

基层司法的多元面向——以布迪厄场域理论为分析视角

乡土社会司法场域并不是国家法律的单一运作,而是多种逻辑的多元面向,乡土逻辑在司法场域中的引入是不容否定的事实.司法场域的多元面向体现为权力的博弈和利益的均衡,权力的博弈和利益的均衡是决定乡土逻辑在司法场域中引入尺度的文化变量.     

论司法的高级法背景——以美国宪法为分析样本

作为高级司法的宪法司法是文本司法和超文本司法的统一。对宪法流动性的分析，旨在改变对美国宪法恒定性大加崇拜的传统观点，尤其是为把握司法的高级法背景、理解司法发展的规律提供知识养分。流动性是宪法司法的基本特征，个人权利与公共权力在互动中变化是宪法成长的关键。动态宪法的深刻启示在于：和谐的司法理念寻求规则框架上的动与静的完美结合，而这一结合的联结点正是最为规范的高级法和作为价值的高级法的和谐共生。     

论司法之有限理性

司法是人类理性的一项制度设计 ,但在实际的司法运作过程中司法的这种理性是存在局限性的 ,主要体现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运用程序三方面。走向司法公正需要司法工作者在这三方面不断超越 ,也需要民众破除司法理性神话。     

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的思考及建议

我国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存"、"废"、"改"之争在法学界一直激烈地进行着.司法实践中,审判委员会制度所固有的一些弊端日益显现.最高人民法院"二五改革纲要"明确了要对审判委员会制度进行全面的改革,使争论统一到对审判委员会的改革和完善上来.针对这些弊端,应尽快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通过完善三大诉讼舷法中的相关制度,力求给予这项传统的司法制度以新的科学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