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犯罪分类理论反思与重构

我国行政刑法对行政犯罪的分类研究尚局限于刑法对其法益类别的规定，而忽视了行政犯罪的行政违法属性对其分类的意义。由于行政犯罪的主体不同决定着行政违法的性质和内容也不同，故宜以主体为标准将行政犯罪重新分为公权力主体行政犯罪、国家公职人员行政犯罪和管理相对人行政犯罪三类。新的分类符合行政犯罪自身的规律和特性，有助于行政犯罪的认定和适用及行政犯罪研究体系化。     

私法中的“人”——法人体系的序列化思考

与传统的私法视角下、交易场合中，法人与自然人一律平等，皆为无差别的“私法中的人”的思维不同，在历史观中，“社团法人”与“财团法人”是具有法社会学意义的两大法人“模型”。两模型之角力，体现为不同的法人类型通过消长其“社团性”，调整团体与团体成员各自就法人财产进行支配的“法律上的距离”，而排列为与其公、私域属性相适应的，促进社会整合的法人类型序列。在历史上这可呈现为各法人本质学说流派的论争，在当代则反映为某些民法典中，不同社会功能法人类型的财产权强弱之差序安排。最终这将促使民法扬弃对法人的狭隘私法定性，正视与回应法人跨越公、私体制的“复合人”特质，进而也提高民法应对社会分化与转型的能力。     

自诉制度设立上的困境与出路

自诉制度实际上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公民起诉权的有限制的保留,但是自诉制度运行时,存在实际运行情况与设立目的之间存在巨大反差、自诉人主张权利的行为的基础产生了深刻的变化、自诉制度证明标准的设置与自诉人取证能力的相对削弱、自诉制度在实际的司法层面上成为分担国家负担的方式的问题。因此,自诉制度的存在与价值受到了质疑。但是,立足于刑事诉讼法的目的、权利的制约与主张、刑事诉讼行使方式的正当性的要求,应当保留自诉制度,同时,为了推动自诉制度的良好运行,应当对自诉制度进行改良。改良的措施为:放宽自诉案件的起诉条件,设立自诉制度运行中的国家帮助机制,设立自诉制度取证的私立机构帮助机制,充分发挥检察监督的作用。     

宁夏民营企业发展的策略分析

宁夏民营企业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一批具有浓郁回族文化特点的民营企业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脱颖而出，成为宁夏经济发展的生力军.     

公共利益分层——公私益关系的新视角

传统公私益对立论存在着严重缺陷。公益与私益之间存在着诸多的一致性,从二者的构成来看,公益由私益组成,而私益最主要的构成部分也是公益。因而公私益之间是一种对立与一致并存的复杂关系,这是二者之间的第一层关系(基本关系)。由于公私益之间的一致性,因而公益与私益的冲突转变为了公益与公益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的解决需要引入公益分层理论。公益与私益之间的第二层关系(地位关系)在公益分层理论之下,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动态关系。     

论国际私法的实质主义法律选择方法

国际私法的实质主义法律选择方法注重相关实体法的具体内容,而不像形式主义法律选择方法那样强调立法管辖权的选择。12世纪意大利后注释法学派代表人物阿尔德里克的"结果选择理论"是实质主义法律选择方法的早期形式,20世纪美国著名冲突法学者利弗拉尔的"较好法律说"则是实质主义法律选择理论的典型代表。形式主义与实质主义法律选择方法的对立的实质在于法的确定性与公平性之间的矛盾。在调和两种价值追求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德国1999年《民法施行法》修正案与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相比更加有效。     

安全·自由·自主--住宅不受侵犯的价值蕴含

住宅是人们生活、生存的场所,更是人们寄寓温情与安宁的家园。作为个人的栖息之地,住宅自古以来就受到特别的保护,俨然作为与社会相对隔离的堡垒。近现代以来,住宅不受侵犯权已经成为普适性人权,它通过私人领域的划定,保护着人的安全、自由、自主,并以此凸显人的尊严。正是住宅不受侵犯权对人具有如此重要的价值,各国均将其纳入宪法之中,并以不同于物质财产权利的精神性权利而熔铸在法律文本与民众心间。     

略论广松涉对早期马克思“异化劳动”概念的解读——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例

广松涉在《唯物史观的原像》一书中作出了一个基本判断,认为异化劳动不过是马克思对私有财产所作的概念性把握,二者的真实关系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尚未最后解决。广松涉的这个判断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关于马克思所面临的逻辑张力和理论困境,他的分析就难免有疏漏之处。     

论民办教育中“平等权”的保障机制

尽管法律明确规定了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但事实上，由于重“公（办教育）”轻“民（办教育）”的思想观念仍在作祟，这一规定常常被法律法规自身的其他规定以及某些政策所破坏，给民办教育带来了诸多消极后果。为保障民办教育健康发展，从观念上和法律政策上对此种不良现象进行治理，以落实法定的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的同等待遇，便显得极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