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工患传染病职工工伤认定研究 ——基于对《工伤保险条例》中“事故伤害”的法释义学分析

对于所患传染病种类非属于《职业病分类和目录》的职工,由于法律未有明文规定,实务中就是否认定工伤问题存在争议,导致相关职工难以获得工伤保险的救济。《工伤保险条例》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而职业病由《职业病分类和目录》法定列举,法律解释空间极小;事故伤害为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存在相当的法律解释空间。法院对患传染病职工工伤认定纠纷案件的裁判,呈现出将职工患传染病纳入遭受事故伤害的思考路径。研究通过贯彻宪法规范和价值,结合工伤保险的目的与工伤认定的本质,并为了法律概念的统一使用和行政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解决,运用法释义学的方法,强化论证了传染病可被纳入事故伤害的解释范畴,从而化解因工患传染病职工认定工伤无法可依的困境。     

社会公共利益与强制性规定在无效合同认定中的适用关系

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了合同无效制度,其中第四项与第五项的使用颇具争议,两者的适用关系也是学界和司法实践关注的焦点。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对强制性规定的限缩解释,所以当合同违反低位阶法律时,往往出现法官同案不同判的现象,造成裁判实践的混乱。因此,解决问题的关键就是明确界定强制性规定与社会公共利益规范在无效合同认定中的适用关系。文章通过案例分析,总结出合同无效制度的适用体系,以解决司法实践中合同无效判断标准不明确的问题。     

家庭暴力与法律规制

家庭暴力是世界公害 ,也是我国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也存在诸多不足之处。进一步完善立法 ,加强对家庭暴力的法律规制 ,是遏制家庭暴力 ,切实维护家庭暴力受害者合法权益的必然要求     

民事裁定立法体例考察

民事裁定的立法体例影响着其在诉讼过程中的功能发挥和价值体现。优化的立法体例是以清晰、简约为外部特征,以最大限度地实现立法者对该制度的设计初衷为内在要求的。我国当前的民事裁定立法体例尚处于未能构成体系的初始化阶段。建立健全民事裁定立法体例是目前全面修改民事诉讼法所应注意和考虑的重要方面。     

违背患者意愿的救治行为法律分析

广外孕妇拒签事件反映了医疗服务实践中应加强医务人员医疗告知义务,医患互信缺失以及法律规定缺乏弹性等问题,本文就以上问题进行分析并针对以上问题提出实务处理和法律规定中需要改进的方面。     

开展干部下基层活动应解决好四个问题

开展干部下基层活动是党中央在新的形势下为扎实做好群众工作、化解基层矛盾、维护群众利益、推动和谐发展作出的一项重要决策部署。自活动开展以来,各级干部纷纷深入基层磨炼意志、增长本领、提升能力,取得了较好的实践效果,但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和不足。要想使这项活动长久稳定地坚持下去,应着重解决好四个问题：统一思想认识,确保下基层活动不走过场;树立正确理念,确保党群干群关系密切和谐;加强建章立制,确保干部下基层下得去、呆得住、干得好;着力排解民忧,确保下基层活动取得实效。     

党内法规实践、理论与未来研究展望

早期的中国共产党探索了一条依规实现组织有效管理的路径。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法规实践的发展呈现出系统化、整体化推进的特点;党内法规承担了更多的政治伦理重塑的功能,既体现了规范伦理的要求,同时也反映了美德伦理的内涵。此外,党内法规实践也对党内法规理论研究提出了迫切需求。基于党内法规实践和党内法规学科的特点,未来党内法规理论研究需要把握明确政治性,在学科融合的基础上勇于创新,为实践提供先导的原则。     

美国市场监管体系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市场监管是经济规律有效运行的保障,同时也是政府的重要职能。然而我国的市场监管却存在诸多漏洞,需要从美国成熟的市场体系中借鉴成功经验加以完善。美国的市场监管体系在食品安全监管、互联网监管、金融监管和市场秩序监管方面已形成相对健全的机制,并进一步朝着放松经济性监管、加强社会性监管以及国际合作的方向变革。针对目前广州市场监管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我们不但要借鉴美国市场监管体系成功的制度,更要学习促使这个规章制度形成的美国政府和公民对待公共事务的精神和态度。     

论立案调解程序的功能与规制——以立案调解对审判效率的影响为视角

立案调解,作为近几年新出现的一种处理纠纷的方式,在全国各级法院普遍应用。其附加的诉前送达程序、繁简分流功能和心理疏导功能及庭前准备功能逐渐凸显,大大促进了审判效率的提高。因此,在立法中应对立案调解阶段送达程序进行必要的确认,对立案调整期限进行法律规制,保证其运行的合法性,以更好地发挥其功效,促进审判效率的进一步提高。     

刑法规制器官移植犯罪的困境与出路

刑法规制器官移植犯罪的困境主要是观念守旧、宣传力度不够，器官移植相关立法及刑法解释工作滞后。行政刑法与刑事刑法衔接不当。应完善器官移植犯罪刑事立法，一是在刑法中增加专门的有关器官移植犯罪的规定：二是利用刑法中的已有规定处理器官移植中遇到的法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