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婚姻判断标准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中国尚未建立科学的婚姻判断标准体系，判断婚姻的主要标准，就是单一的婚姻效力判断标准。不论是什麽形态的婚姻，都用婚姻有效无效标准判断。这种婚姻判断标准，不能满足理论与实践的需要，容易造成对不同婚姻形态的误判。因此，应当建立以婚姻的属性要件、形成要件和效力要件为评判标准的科学评判体系。     

加强党在民族工作方面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要求

加强党在民族工作方面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方面,也是党在新世纪解决好民族问题的现实要求。按照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战略部署,党在民族工作方面的执政能力建设也需要从五个方面来不断提高和完善。     

论书面侦查说明的形式审查规则——在程序性裁判视野下的探讨

2013年《刑事诉讼法》及相关解释所构建的以非法证据排除和瑕疵证据补正为核心的程序性裁判,为侦查机关出具书面说明材料的适用设定了较大空间,悖离直接言辞原则,存在明显的正当性瑕疵。但侦查说明的适用,又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两种理念存在激烈的矛盾。就此,有必要根据程序性裁判的不同证明方式,试求形成侦查说明从底限规范性到精密规范性的多层级规范性阶梯,进而确立其审查与排除规则。借此,以精密的形式性规则,弥补侦查说明的公正性瑕疵,弥合其理论正当性与实践合理性之间的鸿沟。     

论民事立案调解机制

立案调解制度是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探索并实施的一项重要司法制度,在我国审判制度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加强立案调解,促进诉讼调解与社会矛盾纠纷的大调解机制相结合,对于和谐社会建设和保持社会稳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谐司法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目前民事调解制度的运行现状并不乐观,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要继续完善立案调解的法律法规,加强对立案调解工作的重视,建立立案调解的激励机制,并且创新立案庭机构模式,进一步深化立案调解认识,主动站位,能动调解,深入推进大调解工作,为和谐社会构建做出积极贡献。     

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立案制度之比较

立案是侦查的开始,具有程序和实体上的双重意义.对于贪污贿赂犯罪来说,立案制度直接影响侦查的力度.世界各国贪污贿赂犯罪立案的法律地位、程序、范围及条件的规定各不相同,其中不乏合理之处.比较世界主要法治国家和地区的立案制度,对照我国的情况,揭示现阶段我国对贪污贿赂犯罪遏止不力在立案环节上的症结.     

对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几个问题的探讨

随着我国刑事庭审方式由法官主导的审问制向控辩双方主导的对抗制的转变,建立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已成为我国刑事诉讼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借鉴他国的刑事证据开示的实践经验基础之上,并结合我国的法律和司法实际,我国的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应坚持以下原则在开示原则上实行双向开示;在开示范围上实行不对等开示;在开示时间上实行阶段性开示;开示方式上实行直接与间接相结合开示.此外,还应建立相应的保障机制以确保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实施.     

关于刑事立案制度的思考

立案制度作为我国的刑事诉讼启动程序发挥着屏蔽功能和权利保障作用，但是立案前的调查手段缺乏法律依据，立案条件过高，阻碍了立案制度目的的实现。我国刑事立法应该取消立案的独立性，明确规定初查制度，并在立案后引入严格的司法审查机制来保障公民权利。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实践困惑与制度完善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制度价值上值得推崇，诉讼经济、程序便捷、审判集中的优越性是独立的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所难以比拟的，但现行立法规定过于简单笼统，造成司法实践中遭遇困惑，形成立法理念与执法现实之间的差距。通过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模式的比较研究，发现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与必然性，对于该制度存在的一些问题可以通过改进与完善途径加以解决。     

侵占罪告诉问题研究

现行刑法规定侵占罪“告诉才处理”,主要是由该罪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在侵占案件中,单位可以成为告诉的主体,侵占罪的诉讼形式应以自诉为主,但对侵占公共财产的应增加除外的规定。     

论程序参与原则在刑事诉讼管辖中的制度实现－兼论刑事诉讼管辖中的当事人权利保障

程序参与是诉讼主体理论在刑事诉讼中的贯彻与反映,是落实诉讼民主,维持诉讼结构平衡的现实需要。把握程序参与原则的内涵和实质要求并予以程序实现,也是管辖冲突的有效解决与管辖制度完善应予解决的问题。在管辖制度设置上应为当事人提供足够的程序参与机会,保证诉讼当事人及其代表对管辖事项的知情权,在管辖权确定过程中赋予诉讼当事人一定的异议权,在管辖权确定程序产生相关裁定或决定后,应该赋予诉讼当事人相关的救济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