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吟怡：建设农村文化礼堂 打造农民精神家园

浙江省针对农村文化资源分散、内容单一、利用率低等问题，从2013年起，在农村大力推进文化礼堂建设，完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目前，全省已建成农村文化礼堂1705家，年内将建成3000家以上。计划到2017年实现全省中心村全覆盖，50％以上的行政村建有文化礼堂，覆盖80％以上农村人口。     

对科研单位“三重一大”事项科学决策的认识

正"三重一大"制度是贯彻落实党内民主集中制、完善党内监督机制、严格执行重大事情集体讨论决策制度的重要举措。"三重一大"决策机制和监督制度是关系到研究所改革发展的关键问题,也是预防权力腐败的一项治本之策。"三重一大"系指重大事项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大额资金的使用。研究所在干部任免上基本做到了民主公开,从选任标准、工作程序、制度建设、监督机制等方面,有完整的工作机制。在重大事项决策、重要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阈下乡村社会建设的困境、微观经验与启示——以广东省云浮市“村民理事会”为例

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来研判乡村社会发展，可以将乡村社会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国家与乡村社会断裂情境中乡村社会自在自为的存在状态；国家统制乡村社会后乡村社会被国家全面消解甚至走向衰败；国家管理乡村社会背景下乡村社会走向自觉和自治。当然，现实存在远比这种简化的纵向概括更混杂，熟人社会或者正在蜕变的熟人社会依然是目前中国乡村社会的一般形态。然而，市场化和社会化所带来的冲击正浸染着本色的乡土社会。为此，基于“陌生人”基础上的现代公共关系的塑造和公共服务的提供与保障成为乡村社会建设的主要议题。     

文化改革发展“攻坚战”——文化体制改革再出发

回顾从党的十六大作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到党的十八大基本完成改革的阶段性任务，这段时期文化体制改革既有明确的“路线图”，又有具体的“时间表”，是“自上而下”进行动员部署和组织实施。     

决策失误不能拍屁股走人

近日，在国新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情况发布会上，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袁曙宏指出，实践中乱决策、违法决策、不按民主程序决策、不按科学规律决策的现象必须坚决纠正。袁曙宏认为，四中全会《决定》力图通过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五大程序的法定化，来提高各级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水平。     

中央放长假决策始末

1999年初，春节期间，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列湖北灾区慰问灾民。活动结束后，朱总理及家人召集我们随行人员吃了一顿家庭式的年夜饭，湖北省党政领导均不参加。我看席间交谈有家庭式气氛，所以就大胆地将我思考的两个问题向总理提了出来。     

法无授权不可为

正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推行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今年2月的省部级主要领导专题研讨班上也强调,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逐步建立各级政府的权力清单制度。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建立政府权力清单制度,让政府掌握的公共权力运行更加规范、公开、透明,真正把政府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有利于公务人员依照"清单"内在地约束自己,明确自己到底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从而避免权力缺位、权力越位和胡乱作为;有利于让公众清楚政府有哪些权力,从而消除权力运行中的暗箱操作、权力寻租和灰色地带;有利于化解群众对权力行使公正性的心存疑虑,凝聚改革合力,弱化改革阻力。建立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对加快政府     

《中国公共政策评论》征稿启事

正(《中国公共政策评Chinese Public Policy Review)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和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创办,是一本致力于推动公共政策,特别是社会政策研究的学术性集刊,由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以以书代刊形式出版发行。自2007年8月创刊以来,已经完成了8卷的出版,目前一年出版两卷。我们秉持精益求精的态度,对稿件实行专家匿名评审,以期将其办成具有学术品位和质量的中文刊物。本刊已经被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选入CSSCI来源     

从善治理念看弱势群体社会救助中政府责任的回归

高园在《理论导刊》2011年第4期撰文认为，善治就是要实现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使两者都达到最佳状态。对弱势群体进行社会救助，使他们的基本生活得以保证，基本权益得以维护，是善治理念的内在要求。社会救助中政府责任的回归则是善治道路的必然选择，也是考验政府善治能力的标尺。     

当前美墨关系面临的挑战

美墨关系涉及面广,内涵丰富,两国关系已经形成了相互依存模式.美墨之间传统的地城关系深嵌于两国广泛而又复杂的关系中,但又超越了边界问题,由于两国关系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个层面,因而不存在简单的解决之道.美墨交流在不断加强,互相影响的力度也与日俱增,但彼此在心理和意识形态上的刻板印象,却有着强大的社会基础,对双方的相互交流与理解造成了障碍.价值观与传统是理解民族认同运行方式的核心要素,也是美国和墨西哥在社会层面上深入探讨合作方案的基本问题.国家间的互动不应仅仅停留在商品与人员交流的层面上,还应该将文化价值观的交流纳入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