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学范式之争辨析

在公共行政学学术史的研究中,就公共行政学的范式问题存在着长期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公共行政学究竟有没有范式?发生过几次范式转换?然而,通过对公共行政学与范式的结构性特征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公共行政学并不能满足范式原初意涵所包含的共同体、信念结构与发展轨迹三个结构性特征的要求。由此可知,实际上公共行政学并未形成某种范式,更未发生过范式转换。从范式的原初意涵来看,公共行政学目前仍处于"前范式阶段",因此,用学派或者研究途径等概念来描述公共行政学及其发展,是一个比使用范式这一概念更好的选择。     

行政文化建设:澳门特区政府塑造形象的起点——访澳门理工学院公共行政学教授兼课程主任娄胜华(续二)

记者:澳门特区政府推行问责文化建设的基本进程与制度内容都包括什么?娄胜华:由于殖民政府在性质上与责任政府不存在直接联系,澳葡时期的官员除了法律责任可能被追究外,其它责任规范或者有名无实,或者付之阙如。因此,问责制度建设历史地落到特区政府身上。在官员问责的法律制度方面,其大致经历了从无到有,从酝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公共行政学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公共行政学得以恢复与重建,并逐渐确立了其应有的学科地位,从而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高等院校公共行政学科学院化,建立了完整的专业教育体系,专业性学术组织蓬勃发展,创办了一批专业学术期刊,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范式不断转换,研究方法不断改进,话语体系不断构建等。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在推动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构建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公共精神、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没有形成完备的本土化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的结构性失衡、公共行政的合法性危机等方面,仍面临较大的挑战。不过,全面深化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逐步提高、互联网与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也为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发展机遇。未来中国公共行政学的发展要立足现实,及时回应和满足社会变革的需要,创新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范式与方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学话语体系和本土化的公共行政学理论。     

面向复杂治理场域的两种公共行政叙事及其整合

作为一种最基本的社会治理方式,公共行政实践所面对的是一个具有高度复杂性的治理场域。在当前的公共行政领域中,到处充斥着决定论特征的机械机制,试图运用分割、隔离以及控制的管理方式来对治理场域进行类型化与模式化统治。作为对这种远离复杂治理场域的公共行政实践泛技术化的批判与超越,阐释主义和批判主义的公共行政叙事分别从公共行政实践主体及其意向性行动和公共行政实践的社会—历史性与人的自由与解放的角度,试图揭示和建构复杂治理场域中公共行政实践状况。这两种公共行政叙事具有各自的局限性,全钟燮提出的"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二者的整合,对探索后工业社会之复杂治理场域中公共行政实践形态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理解公共行政的新维度:政府与社会的互动

长期以来,对公共行政的理解是一种从政府角度的理解,其主旨是以官僚为中心,二分法和三个途径说是这一理解的代表性观点。随着新公共管理和治理的出现,这种传统的理解已经不足以对公共行政进行全面而准确的解释。公共行政生态的变化需要一种新的理解,即超越政府,从政府与社会组织共治的角度去加以理解,以期对公共行政有一种更全面的解释,并从中发现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     

一位特邀监察员的思考

政令畅通是确保经济社会有效调控,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保证国家整体利益的基本要求。在利益日益多元化的今天,政令不畅已成为突出问题。我作为监察部的特邀监察员,随着参与行政监察工作机会的增多,对行政监察工作也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这些年来,各级监察机关从对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到专项领域的执法监察、部门和行业纠风,从违法腐败案件的查处到惩治与预防腐败体系的建设,从对监察对象履行职责行为的监督及行政处分到绩效管理监察和行政问责,行政监察工作在保证政令畅通、提高行政效能、促进廉政建设和打击腐败犯罪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然     

探讨公共行政文化建设的伦理视角——一个新公共管理分析视野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吹响了中华文化复兴新号角,赋予行政文化创新的使命,构建公共行政文化伦理框架必须科学界定公共行政文化关系性构成、概念性内涵及伦理性外延。基于公共行政文化伦理现状及新公共管理视野分析,探索公共性行政态度、服务性行政价值、法理性行政理性、参与性行政规范、回应性行政评价为特征的公共行政文化伦理架构。     

论公共理性的哲学内涵及其对公共行政创新的价值

近年来，公共理性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要深入理解公共理性丰富的哲学内涵，就必须从理论源头开始梳理，深入了解公共行政需要公共理性的原因．以及在实践中运用公共理性的原则。我们应当重视公共理性的价值，并在公共行政创新中遵循其原则。     

合作治理—中国社会管理的发展方向

我国社会管理的最佳选择是实行合作治理模式,即充分发挥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各自优势,使它们在自由选择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充分合作。必须牢固树立合作治理的理念,调整社会治理的发展战略,完善社会组织的管理制度,构建社会组织的有效评估机制。     

行政文化建设：澳门特区政府塑造形象的起点——访澳门理工学院公共行政学教授兼课程主任娄胜华（续三）

记者：澳门特区政府推行官员问责制的特征是什么,成效怎样？今后如何进一步完善？娄胜华：从官员问责制所涉及的问责对象（责任主体）、问责范畴与责任类型看,与其它地区推行官员问责制的重点对像是政治官员,以及问责的主要形式是政治问责不同，澳门的官员问责制兼有政治问责制与行政问责制的双重混合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