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秩序与自由——与哈耶克的边界之旅

法律并非全能由人的理性设计与安排。理性是分裂的、忧郁的、恐惧的 ,也是自由的。我们的行为乃是在一种无知的情境中展开的 ,秩序与法律在无知中生成。自生自发秩序 (民间法 )与人造秩序 (国家法 )两者的生发方式、被遵从方式以及目的指涉与对象指向均不同 ,两者的冲突是绝对的。法律无力引导道德 ,法律只是自由的保护神 ,而非自由之敌。     

毛泽东的科学立宪思想与中国宪政发展

在领导和亲自参加制定1954年宪法的过程中,毛泽东以科学的态度对立宪权的归属、立宪权的行使、立宪程序的遵循、宪法内容的正当性、宪法外在结构的合理性等立宪问题都进行了深入探索。其科学立宪思想为我国的宪政实践积累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对当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如何以科学精神完善宪法,依宪执政,进而依宪治国,都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制度·精神秩序·民族精神--培育民族精神的新视角

培育民族精神的实质即该民族的精神系统内诸要素秩序化的过程.社会基本制度构造了一个民族的社会主体框架,塑造了社会的外在物质秩序与内在精神秩序,并通过整合社会的精神秩序而影响民族精神的培育过程.加强社会基本制度建设,有利于推动民族精神的培育进程.     

和谐社会与宪政文明的关系研究

和谐社会的本质是协调与共享,所要统筹协调的内容包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六个方面,法治的价值、目标和功能与此相同,因此,现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就是法治社会.宪政文明则是指宪政的确立并达到高度发达的文明形态,表现为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政治为核心,以法治为基石,也就是说,实现宪法之治,因此,宪政文明的提出,本身就是法治社会的要求.由此可知,和谐社会与宪政文明是法治社会内涵要求的两个方面,共同统一于法治社会的建设之中;同时,二者还通过"三个文明"的基础环节联接在一起.而构建法治型和谐社会就成为宪政文明的必然要求.     

堵源治本，打击商业贿赂

近年来，一些行业和企业的不正当交易行为和商业贿赂问题日益突出，甚至成为行业“潜规则”、“亚文化”，已经成为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党中央决定开展专项治理，充分显示了党和国家反商业贿赂的坚定决心。对这一顺民心，合民意之举，公众寄望甚重。准确把握现阶段商业贿赂的特点，紧密结合实际，积极探索商业贿赂源头治理的对策，不仅是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需要，而且是将反腐败斗争不断引向深入、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认同秩序：东亚可能的发展前景

东亚的未来秩序可能有多种前景,如碎片化秩序、权威秩序、均势秩序、多边主义秩序以及认同秩序等。一方面,世界呈多极化趋势在东亚地区的表现更加明显,体现了国际事务的主导权正在由集中而分散,从核心区域不断向外围地区扩散。另一方面,东亚构筑基于该地区的集体认同秩序可能是     

莎士比亚历史剧中秩序与混乱的悖论

本文详细分析了秩序与混乱的悖论关系,压制混乱的秩序常常地引发了更大的新的混乱.文章在价值观冲突的背景中,以权力作为主要诱因,在现实和文本的双向交流中,展示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对秩序与混乱的协和。     

探究事实、追寻平等——井上茂教授的法哲学思想

井上茂教授是日本资深的法哲学家，多年任职于早稻田大学(不幸于2002年5月病逝)。他以自己独特的法哲学思想奠定了该校以“原创性”概念为核心，以返回原点、探究事实为基本诉求的法哲学流派．并且试图在当代西方法哲学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具有某些日本社会和文化特色的法哲学。本文即对其法哲学思想作基本的总结。     

中国宪政体制下的检察权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 ,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但何为法律监督 ,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内涵、外延是什么 ,法律上没有规定 ;既使对于检察机关行使的各项职权与法律监督的关系 ,学界也存有争议。在目前的司法改革中 ,如何在理论上证成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定位 ,是检察改革的中心任务。以下所载文章 ,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内涵、外延、特点 ,法律监督与检察权的关系 ,检察机关的各项职权与法律监督的关系等方面对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予以论证 ,并对有关观点进行了分析与反驳 ,以期对我国当前的司法改革 (检察改革 )提供充足的理论支撑。     

天人合一思想与孙中山的五权宪法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基本命题。该命题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使得传统中国的权力始终朝着集权的方向发展。“天人合一”思想对近现代中国立宪运动也产生了影响。正是基于该思想,孙中山在五权宪法中设计了一个集权的“万能政府”。由于传统“天人合一”思想的支配作用,近代中国宪政运动终归失败。从中可知:我们不能忽略传统文化对舶来宪法的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