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策略探析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与广泛运用,新媒体越来越成为广大民众意见表达的平台,成为一些热点难点问题的集散地。这给我国政府公共危机治理提出了新问题、新考验,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一方面,新媒体的出现有利于塑造政府形象,提升政府公信力,也有利于表达民意;另一方面,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不及时还会对政府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当前,我国政府利用新媒体处理公共危机的意识淡薄,对新媒体信息传播监管不力,应对公共危机机制不完善。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政府缺乏对新媒体的正确认识,相关法律不完善,缺乏专业性机构和人才,缺乏对民众心理危机干预。新媒体时代政府有效应对公共危机,需要加强对新媒体的认识,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培养应对危机的专业机构和人才,同时加强公共危机治理中民众心理干预建设。     

乡村文化治理的公共性困境及其超越

公共性是乡村文化治理的重要基础和动力，主要包括乡村文化治理实现公共利益的本质规定、依托公共空间的场域载体、嵌入公共权力的过程驱动和培育公共精神的目标结果等多个方面。乡村文化治理始终体现公共性是治理的理想状态，现实中却真实存在公共议题失语、场域空间萎缩、行政伦理失范、公共精神淡化等公共性缺失困境，乡村文化治理效能大打折扣。在乡村振兴背景下，需通过形成社会组织、整合文化资源、完善民主制度、培育现代政治文化等多重途径，优化乡村文化治理元素和结构，实现乡村文化治理的公共性“再造”。     

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的特征与全球治理新方向

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是基于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机遇,强调金砖国家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在数字化、工业化、创新、包容、投资等领域深度合作,促进经济增长和转型,增强可持续工业生产能力,支持中小技术企业的发展。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的建立将助力金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携手同行,推动务实合作向更高质量方向迈进,积极应对更趋复杂严峻的世界经济发展形势,为培育和提升金砖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发挥关键作用。     

创新社会治理

社区矫正法废止收容教育制度档案法(修订草案)围绕社会治理立法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过去一年取得显著成效:2019年12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有关收容教育法律规定和制度的决定》.     

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制度建设的国家治理逻辑

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势。国家治理的本质特征、价值理念与运作过程为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制度建设赋予必要前提、基本遵循与现实要求,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制度的功能结构主要包含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决策参与、凝聚共识。基于体系过程与结构功能分析以及主体角色与优势效能分析,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制度建设的关键领域分别是人民政协政治协商更好纳入国家治理决策过程以及人民政协政治协商有效发挥国家治理共识凝聚功能。     

牢记关怀嘱托 续写“八八战略”宁波篇章

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浙江考察,第一站就来到宁波。这是对宁波全体党员干部群众的巨大鼓舞和鞭策。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以及对宁波的亲切关怀和殷切嘱托,在省委坚强有力的领导下,坚定不移沿着“八八战略”指引的路子走下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当好浙江建设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重要窗口的模范生,为全国全省大局作出更大贡献。     

社会治理制度

【事件回放】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     

印太战略视域下的印法印度洋地区海洋安全合作探析

印度洋地区的海上战略通道价值为世界所公认。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提出了相应的印太战略,印度洋地区的海上战略通道价值更为显著。在法国与印度的印太战略框架中,双方都把印度洋地区的海洋安全视为重点。基于印太战略,印度洋地区海上战略通道的安全成为法国与印度共同的战略关注。由于印度洋地区的海洋安全威胁日益复杂,合作是法国与印度维护海上战略通道安全的最好方式,符合双方共同的利益。面对印度洋地区复杂的海洋安全威胁,法国与印度意识到了海洋安全合作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并初步建立了海洋安全合作机制。     

从数据融合走向智慧协同:城市群公共服务治理困境与回应

城市群公共服务治理需要经历由数据驱动向智慧协同转变的过程。智慧城市群是"智慧城市"概念在空间组织形态上的延伸,智慧城市群的大数据内嵌于跨区域公共服务治理。目前,大数据技术是城市群公共服务治理的关键,它能够筛选有效信息,辅助公共服务智能化决策,自适应调节公共服务情境。应用大数据资源在智慧城市群进行公共服务治理的同时,会产生大数据驱动下的多层面公共服务决策的技术困境、结构困境和伦理困境,必须重新规划多级城市主体在公共服务供给的内外治理权限,培养多主体协同治理公共服务的数据思维,优化大数据时代公共服务治理的组织结构,完善智慧城市群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的道德伦理建设,消除大数据时代公共服务治理的诸多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