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关系视角下的企业生态化管理初探

以生态学的观点为元理论，将公共关系进行本质回归，探讨公共关系视角下企业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匹配，生态位的内涵、价值和选择，以及生态智慧哲学，认为公共关系管理应该上升到生态化管理的高度，即企业运用传播沟通的手段促使其与社会环境的适应状态最优化，以形象生态位为基石，构建和维护基于生态智慧的和谐关系生态。     

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科学跨越发展

该文分析了中国实现科学跨越发展所面临的压力与挑战，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对于应对这些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作者阐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目标与具体举措，为加快中国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这一历史性转变、实现科学跨越发展提出对策。     

论土地资源生态补偿

生态补偿包括国家通过征收环境资源税以保证政府提供土地资源生态产品的公共服务职能;亦包括对因公共利益(生态保护)的需要而受到损失或者付出经济代价的人给予公正的补偿。土地资源生态补偿必须贯彻一种整体主义的生态补偿观。就我国现行的土地资源生态补偿立法和制度运作而言,其现实可行的模式只能是政府主导型。土地资源环境资源税收以生态受益者对国家所进行的环境经济行为机会成本进行补偿为征收标准;土地资源公益征收性质的生态补偿应当贯彻以被征收人生活水平不低于征收前为补偿标准,其补偿范围包括法律规范所规定并予以救济的维生上的财产性不利益和非财产性不利益。     

强化环境法治建设生态文明

建设生态文明已成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迫切任务.其路径依赖为:发展循环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强生态伦理教育,提高全民族的生态道德素质;强化环境法治,建立和完善生态安全的法律支撑体系.     

环境刑法的生态本位论纲

要实现环境刑法基本理念的突破，亟需回归环境刑法应然的生态本位。一方面要主张环境刑法应以环境大生态的可持续存在和发展为目的，这有利于实现环境大生态的安全、公正、和谐等价值；另一方面要批判环境刑法的行政从属性，这有利于发挥环境刑法的生态保护作用。     

生态帝国主义与全球化

“全球化”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而开始其自身的发展历程的。全球化从一定程度上说是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的扩张，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始终伴随着资本主义财富的积累和权力的增大。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同时，生态问题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生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策略手段，是资本主义制度权力扩张的必然结果，也是推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重要力量，并且也在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化积累着条件。该文试图从欧洲过去1000年的生态扩张历程和当前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转移的角度来说明生态帝国主义在全球的扩张。     

教育、法制与精神文明建设

教育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工程,是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手段。法制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标志,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强有力保障。正确运用教育和法制,可确保精神文明建设的健康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观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观蕴含于他们探索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学说体系之中。他们在多重意义上使用文化概念,并在唯物史观的框架里考察文化现象,阐明了文化与经济基础的辩证关系、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的不平衡关系以及文化所具有的现实性、开放性和跨越性特征。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有价值的思想资源。     

文化、文明、民族

文明是文化的实体,文化是文明中最根本的东西。文化水平的高低上可以看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者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文化是文明的沃土,文明是文化的结晶。文化中产生文明,而在文明中产生新的文化。没有文化环境就不可能有文明的成果。文化多样性是一种客观存在,它标志着各个不同民族的并存。因为,文化的最大的、最直接的载体就是民族。对中国而言,中华文化不是某一单一民族的文化,它是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因此,它不需要分层次,更不允许划等级。必须承认,文化既是民族的生存方式,也是不同民族的精神家园。     

Why economics needs to be distinguished from physics,and why economists need to talk to physicists: a response to Foster and Holleman

Foster and Holleman argue that the systems ecologist H.T. Odum offered a valid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conceptualizing ecologically unequal exchange, and demonstrate its affinity with the Marxian theory of unequal exchange of embodied labour. However, both approaches suffer from the same fundamental confusion of the biophysical and the economic. The affinity between labour and energy theories of the unequal exchange of value was demonstrated by S.C. Lonergan already in 1988, but to thus define asymmetric transfers of biophysical resources in terms of underpaid ‘use values’ is misleading. Foster's recent endorsement of Odum is inconsistent with his earlier rejection of Odum's intellectual ancestor S. Podolinsky. While the ambition to ecologize Marx is laudable, it is in the interests of correct historiography and contemporary environmental justice activism to untangle some of the analytical problems in Foster and Holleman's article. A major problem is their failure to acknowledge the implications of N. Georgescu-Roegen's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economics and thermodynam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