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数据融合走向智慧协同:城市群公共服务治理困境与回应

城市群公共服务治理需要经历由数据驱动向智慧协同转变的过程。智慧城市群是"智慧城市"概念在空间组织形态上的延伸,智慧城市群的大数据内嵌于跨区域公共服务治理。目前,大数据技术是城市群公共服务治理的关键,它能够筛选有效信息,辅助公共服务智能化决策,自适应调节公共服务情境。应用大数据资源在智慧城市群进行公共服务治理的同时,会产生大数据驱动下的多层面公共服务决策的技术困境、结构困境和伦理困境,必须重新规划多级城市主体在公共服务供给的内外治理权限,培养多主体协同治理公共服务的数据思维,优化大数据时代公共服务治理的组织结构,完善智慧城市群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的道德伦理建设,消除大数据时代公共服务治理的诸多困境。     

高校基层教工党支部党建与业务有效融合的现状与思考——以华东师范大学为例

高校基层教工支部的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需同频共振、融通促进,但现实中,仍有部分单位不同程度存在党建和业务工作"两张皮"的现象。通过对华东师范大学机关、院系等多个典型基层教职工党支部调研发现,当前高校基层教工党支部党建与业务协同推进的整体向好,不同类型的支部在两者有效融合中也积累了不少创新作法和有效经验,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足。从体制机制、思想认知、工作手段等方面的主客观原因剖析,据此聚焦思想认知、服务机制、工作方法、队伍建设和评价机制等方面,提出提升党建工作有效性、避免与中心工作"两张皮"的针对性建议举措。     

人工智能引发的治理挑战及其应对

人工智能在助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方面具有重大优势,但其对人类社会也具有深层次和颠覆性的挑战。当前,人工智能面临技术扩散难以管控、人工智能风险源的不可预知性以及人工智能治理的责任主体的边界不清晰等根源问题。虽然当前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地提出了对人工智能发展的引导规范,但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尚未达成普遍共识和一致性框架,因此仍然需要进一步强化和提升对于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探索。一方面要梳理人工智能治理的可行路径,同时也需要加强在实践层面的应对措施。     

需求识别·精准供给·数据治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供给侧改革之道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既要强调供给又要关注需求。当前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需求存在主体的多样性、对象的差异性和发展的动态性等现实困境,必须重视其真实需求的识别以及精准有效的回应。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在于解决"供需错位"的问题,强调以精准的供给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质量,以供给能力的提升解决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供需矛盾,实现需求与供给的精准对接。以大数据技术为支撑的数据治理对推进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供给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要注重培育和塑造数据治理理念,完善数据治理的制度体系建设,创新数据治理平台和路径建设。     

困局与突破:大数据侦查发展路径

大数据侦查方兴未艾,公安机关围绕资源整合、挖掘技术和应用三大要素进行大数据侦查的开发建设,已取得初步成效,侦查实践呈现出侦查思维发散、侦查力量更新等转变。但由于未形成数据应用范式、结构要素未培育成熟、科技驱动力不足的因素,大数据侦查尚处于初级阶段,存在侦查思维僵化、侦查资源统筹困难、外部依赖过高的发展瓶颈。侦查机关必须冲破思维僵局、改革侦查机制、培养公安内部大数据人才,为大数据侦查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基于Footscan的足底力学特征与行走速度相关关系的研究

以青年男性为主要研究对象,对不同速度状态下足底压力-时间曲线和足底各区域与地面接触时间百分比值进行分析,说明行走速度变化下的青年男性步态特征仍能保持其特异性和稳定性。分析不同速度状态的足底压力-时间数据,使用最小二乘法对其进行多项式非线性拟合,得到不同速度足底各区域压力随时间的变化曲线的N次多项式及R平方值;分析不同速度状态足底各区域与地面接触时间,合理排除无效数据,求足底九个区域与地面接触时间百分比。通过分析足底压力-时间曲线走势及多项式(参考R平方值)以及足底九个区域与地面接触时间百分比数据,研究得出青年人以不同速度行走,足底压力变化仍具有稳定性并保持其自身的特异性,在足迹检验实践过程中分析主体特征和伴生特征时,更能反映个体步法特征的稳定性和特异性。     

法学研究目标受众选择的大数据分析

文章为谁而写,是法学研究需要解决的基础性命题。从近二十年约2.5万篇法学核心期刊文章的大数据机器学习分类结果看,我国的法学研究成果呈多重目标格局,其中近三成服务于执法机关(包括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同时也有为立法者、执政者建言献策的成果。经检验,目标受众类型的选择与论文的传播能力以及获得基金支持的机会之间有显著相关性。这一决定成果影响力大小的机制迟早会被个体习得并不断强化,成为研究者选择目标受众类型的重要因素。该机制良性运转的关键是处理好学者和实践受众的关系,保持学术研究必要的自主性,警惕学术研究在追逐发表、经济支持时被有关主体“认知俘获”。     

链接市民与城市:超大城市治理中的热线问政与政府回应——基于北京市12345政务热线大数据分析

大数据时代,热线问政成为超大城市感知城市演变、吸纳市民诉求、回应治理痼疾的新生机制。从政府回应性理论视角探讨了热线问政在连接市民与城市、重塑政府回应性的关键机制,并以北京市12345政务热线的海量实时数据为例,分析了超大城市热线问政过程中的市民诉求与政府回应之特征及其关系。研究发现,基础民生、基本民生和发展民生是北京市民对城市治理的主要诉求类型,不同类型的市民诉求具有鲜明的时空规律;政府回应在属地和部门分工上均显著存在。Logit回归表明,市民的诉求议题、时空特征、承办单位以及诉求属地的行政面积、人口密度、市民参与、人口复杂度和组织复杂度等,都显著影响着热线问政的政府回应性。     

快乐地研究就会有成果——我在地方党报新闻研究机构工作的体会

我在地方党报新闻研究机构工作的体会地方党报设立新闻研究机构,最早约始于八十年代的中、后期。《盐阜大众报》在1989年以前没有设过研究室或研究所的机构。重视报纸新闻业务的研究,是随着报业的发展而放在了地方党报机构改革的议程上。《盐阜大众报》的新闻研究室设立于1989年,本人荣幸地担任首任研究室主任2年多,10年后的1999年,我又回到研究室主任的岗位,此时已经50多岁了,到2005年的7月份,从这个岗位上退了下来。回顾前后两次担任8年多研究室的工作,真有许许多多的感叹与体会。两次负责一家地方党报新闻业务研究工作的经历,使我深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