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程序机制改革的 国际法思考

随着全球贸易关系的深度调整和国际贸易规则的升级重构,WTO改革已成定势。WTO主要成员提交的改革方案或建议均承认WTO体制已跟不上国际贸易局势的深刻变化,但认为所有问题的解决都必须倚重于WTO组织运行机制、贸易政策监督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等程序机制的公平性和有效性。程序机制对实体规则的适用和实施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和影响,因而WTO的改革问题就突出表现为对其程序机制的更新和完善。WTO程序机制存在的功能性缺陷及其法律本源,致使在调整成员间的权利和义务、确保多边体制运行的公平和效率以及多边贸易关系的新议题和老问题等方面严重失衡,造成WTO成员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变通和转移,并使其现有的决策方法出现公平失真和效率假象。面对困境,WTO应从法律本源入手,修订和完善程序规则,去除与新时代不符的程序要求,确保程序机制能切实有效维护WTO体制的政治价值、法律价值和秩序价值,进而有助于全球经济决策的广泛一致性和良好连续性。     

中美博弈与中国复兴——基于两国实力消长的视角

2018年全球局势复杂多变,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经济整体增速回落。而中美贸易冲突的发酵与演化,进一步深化了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中美两国实力的消长在过去的十年里一直受着全球舆论的关注,但鲜有文献从细节角度看清中美实力差距的微妙性。本文以中美贸易摩擦为背景,真实客观地比较中美实力变迁以及两者博弈的战略走向。本文认为,中美贸易争端不仅仅是一场经济贸易领域的对抗,更是涉及两国国家实力各方面的综合博弈。虽然中美两国元首达成共识暂缓征收关税,但中美贸易争端仍具有长期性和严峻性。中国应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以战略耐力展开对美博弈,打造全球创新引擎,构建国际合作网络,最终成功实现国家的伟大崛起。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的振兴

从世界社会主义百年来革命、建设和改革三大历史过程,思考和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及其发展阶段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启了世界社会主义如火如荼革命阶段。二战结束后,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建立,社会主义建设步入曲折发展阶段。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从各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中陷入低潮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中国取得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的伟大胜利,成功开辟了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世界社会主义注入新的活力,让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进入振兴阶段。     

中央农办主任、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在全国农业农村厅局长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们:这次会议,是新一轮机构改革后,农业农村系统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年度会议,是一个工作部署会、推动落实会。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部署,立足新形势新任务新职能,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标决胜全面...     

环境保护与反垄断法绿色豁免制度

企业间环境协议是实现特定环境目标的有效手段，但也存在限制竞争的风险。反垄断法规制企业间环境协议，必须协调好环境目标与竞争目标的冲突。基于经济、法律与环境间的内在关联，以及环境保护的基础性地位，反垄断法的实施应当整合环境保护的需求。为此，一方面需要对满足特定条件的环境协议排除禁止性规定的适用；另一方面要利用豁免规则，将环境收益纳入效率抗辩的范围之内。在判断是否给予环境协议豁免时，可以对环境协议的目标、其中包含的限制行为的性质、是否促进了经济效率及其对消费者的影响，以及限制竞争的程度是否合乎比例原则等内容作出审查。我国《反垄断法》第15条也规定了环境协议豁免制度，但在豁免标准与豁免条件的设定上，既没有充分考虑环境收益的特殊性，也没有施加比例原则的限制。     

高质量发展要聚焦做好哪些大事

聚焦攻关期任务,做实做强中国经济,最重要的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从供给端看,要大幅提高国家的整体创新能力;从需求端看,要改革体制机制和相关政策,从培育新动力源看,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新发展理念;从完善制度看,要加快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向高级转变。     

“稳预期”需把握三个关键点

“六稳”是在“稳中有变”的形势下保持“稳中求进”的根本要求。“稳预期”在“六稳”中处于基础性和导向性的地位。做好“稳预期”工作需要把握好以下三个关键点:把握“稳预期”的动态内涵,强化质量导向型预期预期是指经济当事人为了在不确定的未来尽可能地规避风险、获得最大收益,借助过去和现在的一切信息,对所关注的经济变量的未来变化做出的尽可能接近事实的预测或判断。“稳预期”是指引导广大民众对国民经济的中长期总体向好的发展趋势形成相对平稳的乐观的与实际情况基本吻合的预测和判断。通常增长速度和数量规模等指标的变化很容易被观察到,历史数据和预测信息也相对容易获取,人们对其的预期容易出现明显的波动,而质量效益指标的变化幅度相对较小,人们对其的预期也相对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