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侵权归责原则研究

我国专利法并未明确规定行为人的主观过错是否是认定专利侵权的必备要件.学界大致分为无过错说,过错说和混合说三种.TRIPS协议中规定以过错责任为主,无过错责任为辅.专利侵权责任和损害赔偿责任应分开讨论,并适用不同的归责原则.专利侵权责任应适用无过错原则,而损害赔偿责任应适用过错原则.     

侵犯商业秘密罪之罪过厘正

人们对侵犯商业秘密罪的罪过形式争议颇多。从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实行行为性质反向考察,其主观罪过的类型不应包括犯罪过失。从文义分析、立法溯源和整体理解等角度全面审视"应知"的规范含义,其应是犯罪故意的一种认识状态。总体观之,侵犯商业秘密罪的罪过只能是犯罪故意。     

被害人特殊体质司法现状的刑法理论分析

我国司法实践宽泛地理解伤害故意以及致人死亡的过失从而导致被害人特殊体质案件有罪率过高.为了有效地避免定罪率过高,应该直接从客观不法的角度限制犯罪的成立范围.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只是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诱因”,只有行为人能具体预见到被害人特殊体质,才能将死亡结果归责于行为人的行为;如果行为人的行为直接造成“死因”,即使行为人不能预见到被害人的特殊体质也应将死亡结果归责于行为人的行为.     

从药家鑫案看司法公正

药家鑫故意杀人案早已尘埃落地,但药家鑫到底应该受到法律怎样的惩处,在当下仍然有着众多观点和议论。尤其是在诸多潜规则盛行、司法公信力不高、公众法律信仰动摇、公平正义难求的语境下,公众不仅用这杆秤来称法院对药家鑫判处是否适当,还用这杆秤来称法院的公平心,用这杆秤来衡量社会公平正义及希望,并以此来判断自己将来到底要不要信仰法律。那么最终药家鑫是应该适用死刑,还是如网上所说是因为舆论而要了药家鑫的命呢?我们不妨对该案进行全面分析。     

国外马克思民主观研究概述

马克思的政治思想一直是国内外学界研究的重点,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国际政治格局中出现的苏东剧变,使得西方学界对马克思的政治思想更是争论不休。在国内民主观研究日益深入的时代背景下,探讨国外马克思民主观的研究路径和方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传承中推进“中国实践与哲学创新”——湖北省哲学学会2014年年会综述

由湖北省哲学学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主办的哲学年会研讨会于2014年12月27日在湖北麻城召开,来自湖北省各大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100余人参会。与会代表们围绕着"中国实践与哲学创新"的年会主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一、哲学为中国实践导航哲学是时代思想的精华,体现为一种思考的力量,对于现实有着透彻清醒的认知。在全球化格局中,哲学为中国如     

结合案例浅析故意杀人罪

故意杀人，是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属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的一种。我国《刑法》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故意杀人罪是行为犯，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故意杀人的行为。就构成故意杀人罪。司法实践中，要认定行为人的故意内容是伤害还是杀人。应遵循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查明案件的全部事实，从行为人与被害人的关系，案件的起因、过程、结果、作案的手段、使用的工具、打击的部位、强度、作案的时间、地点、环境条件、行为人作案前后的表现等方面入手，进行综合分析、判断。本文结合具体案例简要分析了故意杀人罪。     

破坏窃取型行为的定性分析

一、基本案情雷某为勒索财物,起意盗取轿车反光镜而后向车主索要"赎金"的方式聚敛钱财。2013年5月某日,雷某见浙江省某市新城大道某广场处停放一辆大众途锐轿车,趁四周无人便于作案,不顾是否损坏轿车,直接用手扳、抠反光镜的方式盗走该轿车两块反光镜的玻璃(经估价,价值人民币2610元)。后雷某通过短信向车主索要钱财,并要挟"汇款才告知反光镜玻璃所藏位置",车主未予以理会。雷某遂将该两块反光镜丢弃在     

案件简讯

<正>▲河北高院王书金故意杀人强奸上诉案开庭审理2013年6月25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再次审理了备受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王书金故意杀人强奸上诉案。2005年1月,河北省广平县人王书金被警方抓获,他供述曾强奸多名妇女并杀死四人,其中包括一起"嫌犯聂树斌已被执行死刑的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奸杀案"。2007年3月12日,邯郸中院作出一审判决,决定对王书金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王书金不服,上诉至河北省高级法院。其上诉理由主要是:原判认定的三起故意杀人、强奸犯罪事实属自首,应从轻处罚;所供述的在石家庄市西郊强奸、杀人,是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属重大立功,应从轻处罚。(肖俊林)     

面向“知情权”的主观权利客观化体系建构:解读《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修改

新修改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废除"自身特殊需要"作为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前提,佐证我国政府信息自由立法面向客观法制度的发展,以及从"知的需要"到"知的权利"的转型。这一改变,除了具体法律适用层面的差别,更重要的是它与"以公开为原则"的基本立场一起,匹配信息公开范围和方式的周延性,尤其是"豁免条款"在布局和事由确定的清晰性,有助于信息公开制度朝向"知情权"意义上的主观权利客观化体系构建,体现开放性政府的发展方向,并有助于完善行政诉权的法释义学基础。对于实践中信息申请过度或者泛滥的应对,可在司法、行政甚至是立法论层面另予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