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肇事罪刍议——以我国《刑法》第133条为中心

交通肇事罪是指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唯一判定标准是就是犯罪构成的四个要件。"因逃逸致人死亡"行为应独立化为故意犯罪,指使肇事人逃逸者与肇事者可以构成共同故意犯罪。为预防交通犯罪行为的发生,应提高交通肇事罪的量刑幅度。     

处理高危驾车肇事案件的应然标准

2009年1月21日,三门峡市发生一起恶性交通事故,王卫斌醉酒后驾驶宝马车撞上停在超车道上的轿车及现场人员,致使6人当场死亡7人受伤。7月3日,当地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判处王有期徒刑6年6个月。随着杭州5·7飙车案的发生,危险驾驶行为的定性开始成为舆论关注和学者重点探讨的问题。2009年7月20日,杭州市当地人民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判处飙车案被告人胡斌有期徒刑3年。2009年7月23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却认定无证、醉酒驾车造成4死1伤的孙伟铭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并判处死刑,与此同时,舆论就酒后交通肇事的性质进行了热烈讨论,民众强烈呼吁政府加强对酒后驾车、飙车等的监管,严惩肇事者。新闻媒体的导向作用日渐明显,头版醒目的报道更不乏其例,进而将议论引向深入。随着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7月23日下达判处醉酒驾车的孙伟铭死刑的一审判决书,观点的交锋趋于白炽化。2007年9月8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危害公共安全罪改判孙伟铭无期徒刑。随后最高人民法院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后对醉酒驾车,肇事后继续驾车冲撞,造成重大伤亡,构成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其实最高法院于成都中院的判决书下达的第二天,就组织了酒后驾...     

危险驾驶行为的罪刑评价——以“醉酒驾驶”交通肇事行为为视角

以成都的孙伟铭醉酒肇事案、三门峡的王卫斌醉酒肇事案为导火线,醉酒驾驶引发的恶性交通事故再次暴露在了公众的视野下,激起了全社会对此类案件如何定罪量刑的热烈争论。热评既与民众法律意识的崛起有关,但同时也折射出了当前司法实践中关于醉酒驾驶行为罪刑评价的乱象。     

社会风险的容忍边界——闹市飙车肇事案的刑法反应

秩序共同体成员为了追求生活的便利忍受交通工具可能带来的风险,这是效率与安全两种价值之间的协调。个体不恰当地使用交通工具会对秩序共同体构成更大的安全威胁,当这种危险超过必要的限度,刑法就会做出反应。在成熟的法治国家,刑法会以梯度的方式做出反应。当倾向于追求安全时,刑法干预的前置应当是风险社会合适的选择。     

交通肇事损害赔偿案件“执行难”探析

近几年来,随着交通运输事业的日益发达,车辆增多,全国各地交通肇事案件数量接连不断上升,交通肇事犯罪已经成为一种多发性犯罪。这些案件经过法院的审理,绝大多数均能及时审结,然而进入民事执行程序的交通肇事赔偿案件却存在着"执行难"的问题,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由于交通肇事赔偿案件的申请执行人,往往往因自身伤残或失去亲人,承受着肉体上、精神上以及经济     

论交通肇事罪中的逃逸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含义

交通肇事逃逸是指行为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在交通肇事犯罪中,车辆肇事后司机逃逸往往被认为是性质恶劣的情节。本文认为,将逃逸行为作为交通肇事罪的情节加重犯是合理的,"因逃逸致人死亡"不仅指行为人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也包括行为人在第一次交通肇事后逃跑,在逃逸的过程中,发生第二次交通肇事事故致人死亡的情形。     

交通肇事罪相关问题分析

交通肇事罪的立法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而不断完善的,对它的探讨有助于使交通运输更好地服务于人类.本文首先讨论了交通肇事罪与一般交通事故的界限,其次对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进行了区分,最后对我国刑法对交通肇事罪的规定进行分析,探讨其中存在的不足,提出相关完善对策.     

刍议涉警危机舆情应对策略——以杭州“五·七”交通肇事案为例

涉警危机舆情的产生原因比较复杂,有社会方面的原因,更有公安机关及其民警自身方面的原因。应对涉警危机舆情,首先要做好常态下的舆情引导,包括强化涉警舆情信息工作,健全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加强正面宣传引导工作,积极构建和谐警媒关系,制定危机舆情处置预案。其次要做好危机情境下的舆情应对。包括预备阶段、反应阶段、恢复阶段的危机舆情应对。     

悔恨鲁莽

2014年7月31日，沙雅县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交通肇事案，被告人小东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2014年2月27日18时30分许，小东驾驶自家车辆在沙雅县古勒巴格南路某喷漆店门前倒车时，由于未注意车后情况，将在车后玩耍的2岁男童阿某撞倒，致阿某受伤，经沙雅县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后经沙雅县公安交警大队事故认定，小东负此次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     

交通肇事逃逸重复评价背后的经济学问题

从表面上看,交通肇事罪中对逃逸的重复评价是对刑法原理中的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的挑战。但通过剖析禁止重复评价原则背后的经济学原理就会发现,二者本质上是相暗合的。这是因为,禁止重复评价原则背后的经济逻辑就是要保证威慑的最优化,而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的适用是有条件的,其前提便是某类犯罪的特定情节或行为没有导致该类犯罪的抓获概率在一段时期内明显下降,刑罚的威慑效果也没有因为特定情节或行为的出现而受到削弱,否则,对某类犯罪的特定情节或行为进行重复评价便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