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对动物难道没有道德义务吗——以归真堂活熊取胆事件为中心的讨论

由归真堂活熊取胆事件引发的公众讨论是一个重要的公共伦理事件。这一事件折射出的是人们在"人对动物是否负有、以及负有何种道德义务"这一问题上的分歧。对人们用来证明"人对动物不负有道德义务"的几种常见理据的批驳,为人们认可并接受人对动物的道德义务扫除了重要的理论障碍。不伤害动物是人对动物负有的一种初始义务,这一义务蕴涵三个伦理内涵:伤害动物的有错推定论;伤害动物者承担举证责任;即使能够获得伦理辩护,伤害动物也不是人的一种权利,而只是一种被允许的行为。在对人的义务与对动物的义务发生冲突的场合,应遵循三条权衡原则,即自卫原则、基本利益优先原则和伤害最小化原则。人们对野生动物与对驯养动物的实际义务是有差别的,对前者的实际义务主要表现为不干涉,对后者的实际义务则主要表现为关心其福利。推动动物福利立法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也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     

非法证据排除的伦理分析

在刑事诉讼中,遵循正当程序与否是鉴别合法证据与非法证据最为重要的标准。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区分合法证据和非法证据的道德意义在于让人对正当程序产生一种尊重和信仰。在刑事司法实践过程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以维护法律信仰和司法尊严,使道德主体的良知得到确认和升华。因此,我国有必要从道德现实出发,进一步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食品安全伦理何以必要

食品安全伦理是食品安全领域中利益相关者(主要指食品生产经营者、监管者、消费者和媒体)行为事实如何的规律和行为应当如何的规范,是关于食品安全问题及人的生活本身不可或缺的价值维度。食品安全伦理之所以必要,在于食品安全既表达个体价值诉求,又承载社会公共利益,以及食品本性异化的呼唤。保证食品安全,需要食品利益相关者对食品安全伦理的共知共守。     

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的基本特质与生成逻辑

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基因"是在特殊的地理、政治、伦理和文化环境中,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逐渐成形并不断稳固的。从空间地理的角度看,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的形成与中国宽广的地域、丰饶的物产、多娇的江山、对土地的崇拜等密不可分;从国家政治的角度看,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与"家国同构"的治理格局、"敬德保民"的德政传统、爱国与忠君的统一等密切关联;从伦理精神的角度看,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体现了"天下为公"的整体主义道德原则,是爱国家与爱国人的统一、修德与治国的统一;从民族文化的角度看,源远流长、绵延不绝、丰富灿烂、博大精深、有巨大包容性和凝聚力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成长注入了持久的、旺盛的生命活力。     

家庭濡养视角下的慈善伦理教育路径探析

慈善伦理教育是指对受教育者进行慈善伦理意识理念及行为规范等的引导及影响,使受教育者形成一定社会预期的慈善伦理理念及行为习惯,并使其身心得到发展的教育活动;家庭濡养是家庭教育中父母对孩子言传身教的一种渗透式教学方式。慈善伦理与家庭教育关系密切,家庭教育是慈善伦理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对慈善伦理教育有着重要意义,能够缓解慈善伦理教育的现实危机;适应慈善伦理教育特点的要求。慈善伦理教育的家庭濡养路径包括:知——融入生活,发展慈善智识;情——潜移默化,激发慈善情感;行——身体力行,培养慈善行为习惯。     

外举不避仇

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男人最大的仇恨莫过于杀父之仇与夺妻之恨了。然而。在春秋战国时期，却有两位牛人，能公私分明，以天下苍生为念，未因夺妻之恨而失去理智，大力举荐情敌去做高官，使其人尽其才。如此胸怀，着实令人感佩。     

公共伦理视角下的中国公务员行政人格塑造

公务员是公共管理的主体、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塑造与服务型政府相适应的行政人格,不仅是政府改革的价值诉求,而且是提高政府公共治理能力的现实选择。本文立足于我国服务型政府构建的背景,从公共伦理的视角出发,探讨公务员行政人格的内涵,梳理不同社会治理模式下行政人格的主要特征及我国公务员行政人格的现状与成因,进而提出和阐述了公务员行政人格塑造的途径。     

毛泽东的道德信仰与儒家伦理思想——纪念毛泽东诞生120周年

＂修身治国＂是儒家学说中底蕴深厚的文化现象,历代儒家都把崇高的道德信仰作为实现人生价值和达到人格完善的重要手段,并建立了比较系统的伦理思想。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毛泽东同志从儒家伦理中撷取了大量的思想资源,结合党的思想建设进行批判、吸收和发扬,形成了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主要内容,以＂大公无私＂为价值取向,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基本方法,以＂共产主义先进模范＂为崇高追求的道德信仰理论。     

行动的自我:政治活动的起点——吉登斯政治哲学的新视角

与自由主义“无拘的自我”和社群主义“镶嵌的自我”相比较,吉登斯的自我观可概括为“行动的自我”.一方面,它以自我分层模型为基础,通过对生活方式的决策抵制日常生活的异化,使自身达到一定程度的自主,从而选择一种伦理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自我通过反思来概括自身,通过关系来界定自身,从而为情感民主和对话民主开辟可能性.这种跳出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争论的自我框架,为当代政治哲学的生活转向提供了建设性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