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族群关系再思考--以“族群内外制”为中心

元朝将其治下的民众按照归顺先后、地域方位、文化特征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四个类别,在任官、科举、刑罚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别对待。学界一般称之为"四等人制"。事实上,元代四大族群之间更多的是内外之别、亲疏之别,而非严格意义上的等级之别。这种"族群内外制"的成立,既是蒙古人"圈层式"结构的延伸以及对辽、金制度的继承,同时与儒家文化中以"五服"制度为核心的天下观念精神相通,是人类各地域族群以自我为中心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的体现和实践。     

李元、塔剌海父子墓志考

1982年出土于山东滕州市的李元、塔喇海父子墓志,记录了该父子在元朝出仕从政以及重要社会关系等情况,不仅填补了<元史>人物传记的缺失,而且也为研究蒙古史和元代的官制、政治制度提供了新的佐证,因而具有较高的史料学价值和学术价值.     

民富:中国新思路

早在3000多年前,姜子牙就对西伯昌说:"王者之国,使民富;霸者之国,使士富;仅存之国,使大夫富;无道之国,使国家富。"然而纵观历史,王朝中国对于百姓一直是役使政策,有富人但无"富民"。难怪元代张养浩会发出"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历史喟叹。     

大理:成为中心的可能性——新老大理人谈大理

正大理是一座活着的历史名城。历史没有断裂,历史流淌在生活之中。对话新老大理人,听他们阐述大理的当代价值,阐述他们的大理理想。理清历史与现实的脉络张锡禄著名大理史研究学者任职于大理州博物馆、大理大学问:云南历史上,大理处于什么位置?张锡禄:云南的历史从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算起,到现在是2100多年。这中间,有1300多年大理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政治中心搬到昆明是元代     

帝国栋粱的皇家摇篮——游北京国子监

那年我到北京给集训运动员上文化课.因为课时较少,内容又驾轻就熟,所以"白相"帝京的时间格外充足,有时就是漫无目的到处窜.有一天我跑到了成贤街.老北京都知道,那可不是一般的地方.曾有当地居民赋诗云:"有幸家邻国子监,一来一往一叹然,遥想当年诸学子,能有几人到成贤?"国子监所荷载的历史信息,不仅有着溢于言表的荣耀,更流露出对身到成贤街学子的深深赞叹.打个比方或许更清楚:今日负笈学子千千万,有几人能到清华、北大的?成贤街便是这么一个所在.帝国栋粱的皇家摇篮——"国子监",就建在它上面,因而成贤街又叫国子监街.     

神昭海表 湄洲妈祖庙

宋雍熙四年（公元987年），妈祖遇难后，人们为了怀念她、纪念她，就在湄洲岛建庙祭祀，这庙宇即是最早的妈祖庙。据文献记载，当时的庙宇仅“落落数橼”，但“祈祷报赛，殆无虚日”。此后经过历代扩建修葺，到宋天圣年间（公元1023年至1032年），祖庙已初具规模。元代莆田诗人洪希文（公元1282年至1366年）曾在《题圣墩妃宫》诗中，描写了“粉墙丹柱辉掩映．华表茸突过飞峦”的景象，反映元代时湄洲妈祖庙的建筑情况。     

中国封建社会的证明制度（五）元——国家公证、民间私证的急剧逆转时代

在元政权建立之前，蒙古族原是一个经济落后的游牧民族，尚处于奴隶制社会发展阶段。元朝建立后，随着蒙古贵族入主中原，在“附会汉法”的同时，仍然保留了大量奴隶制残余因素，受这些落后制度的影响，元朝的土地关系出现了逆转、倒退的内容，两宋时期高度发展的商品经济至此也受到扼制和破坏而呈现出衰退、消沉的态势，相应地，民事法律关系总体来说也处于迟滞状态，两宋时期民事法律发展的势头受到严重顿挫。     

浅析元代在高丽设置的征东行省

元代实行行省制度，曾在朝鲜半岛设置“征东行省”，对于“征东行省”的职能及性质，需要进行具体分析。“征东行省”的设置共分为三个时期：前期它是作为一个临时性军事机构而存在；中期则成为凌驾于高丽政权之上的羁縻政权；而后期则失去了实际意义，名存实亡。每一时期的中东行省，对元丽关系的发展都有一定的影响。     

元代法律研究概述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定的阶段。相较以往的封建统治,作为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集权国家,元朝在许多体制建设方面都有所创新,其背后所蕴含的法律文化使得元朝法律成为中国古代法律发展进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中华法系也由此得到了进一步多元化的发展和演变。其历史意义不客忽视。本文试图对近十年来有关元代法律的论文进行总结性综述,勾勒元代先进法律研究的部分现状,"抛砖引玉",希望引起学界时此的重视,期待更多更好的作品出现。     

“孔雀胆”事件前后的元代云南政治社会状况

孔雀胆事件是云南历史上有名的爱情故事,事件发生在元末明初,这是一爱情悲剧,背后隐藏了巨大的政治阴谋。从此事件可以看出,段氏和蒙元政权的关系,有起伏,有波折。它既是大理总管段氏与蒙元政权的关系,也是边疆少数民族上层与元朝中央政府之间关系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