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局与突破:大数据侦查发展路径

大数据侦查方兴未艾,公安机关围绕资源整合、挖掘技术和应用三大要素进行大数据侦查的开发建设,已取得初步成效,侦查实践呈现出侦查思维发散、侦查力量更新等转变。但由于未形成数据应用范式、结构要素未培育成熟、科技驱动力不足的因素,大数据侦查尚处于初级阶段,存在侦查思维僵化、侦查资源统筹困难、外部依赖过高的发展瓶颈。侦查机关必须冲破思维僵局、改革侦查机制、培养公安内部大数据人才,为大数据侦查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法学研究目标受众选择的大数据分析

文章为谁而写,是法学研究需要解决的基础性命题。从近二十年约2.5万篇法学核心期刊文章的大数据机器学习分类结果看,我国的法学研究成果呈多重目标格局,其中近三成服务于执法机关(包括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同时也有为立法者、执政者建言献策的成果。经检验,目标受众类型的选择与论文的传播能力以及获得基金支持的机会之间有显著相关性。这一决定成果影响力大小的机制迟早会被个体习得并不断强化,成为研究者选择目标受众类型的重要因素。该机制良性运转的关键是处理好学者和实践受众的关系,保持学术研究必要的自主性,警惕学术研究在追逐发表、经济支持时被有关主体“认知俘获”。     

补齐『三农』短板决胜全面小康

2020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目标实现之年,是布局“十四五”工作、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谋划之年。在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的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国春季农业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统筹抓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重点任务,把农业基础打得更牢,把“三农”领域短板补得更实,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提供有力支撑。对于湖南这样的农业大省来说,做好2020年的“三农”工作成为决胜全面小康的重中之重。     

完善法官选任制度 为审判权正确行使奠定组织基础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和《中国共产党机构编制工作条例》(以下合称“两个条例”)这两部重要的党内法规,着力强化党对干部工作和机构编制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为党管干部、党管机构编制作出制度性安排,对于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搞队伍,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两个条例”是干部选拔任用和机构编制工作的基本遵循,也是人民法院队伍建设的基本遵循。     

推动新时代广东统战工作开新局建新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新形势下统战工作,必须掌握规律、坚持原则、讲究方法,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实现"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广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推动发展的强大合力。党的十九大以来,广东统战系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链接市民与城市:超大城市治理中的热线问政与政府回应——基于北京市12345政务热线大数据分析

大数据时代,热线问政成为超大城市感知城市演变、吸纳市民诉求、回应治理痼疾的新生机制。从政府回应性理论视角探讨了热线问政在连接市民与城市、重塑政府回应性的关键机制,并以北京市12345政务热线的海量实时数据为例,分析了超大城市热线问政过程中的市民诉求与政府回应之特征及其关系。研究发现,基础民生、基本民生和发展民生是北京市民对城市治理的主要诉求类型,不同类型的市民诉求具有鲜明的时空规律;政府回应在属地和部门分工上均显著存在。Logit回归表明,市民的诉求议题、时空特征、承办单位以及诉求属地的行政面积、人口密度、市民参与、人口复杂度和组织复杂度等,都显著影响着热线问政的政府回应性。     

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学习胡锦涛"七一"讲话的体会

胡锦涛“七一”讲话的基本精神,简要地讲,就是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其目的是为了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历史使命。为此,就要深刻认识中央提出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主要意图,全面理解党的先进性建设的科学含义,认真把握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基本要点。这对于提高加强执政党建设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把握好今后加强先进性建设的大方向,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论共产党员的自我修养与党的先进性建设

处在二十一世纪，党的先进性和党员的先进性到底表现在哪里？笔者认为表现在四个方面：     

关于犯罪客体的几个问题（续）

将犯罪客体与行为对象加以区分,犯罪客体不是具体的人或物,并不违反哲学原理。说马克思1842年的著名论断是传统犯罪客体理论形成的理论根据,其证据尚不充分。依照马克思主义的利益观,利益是一个关系范畴,用它作为犯罪客体的内容,难以避免法益概念的精神化。保护客体、犯罪客体与侵害客体各有其含义的规定性,使用时应注意场合。     

论国际投资中的国家责任问题

国际投资中的国家责任问题主要涉及国际投资的法律保护问题 ,如对外国投资和投资者的待遇标准、国有化或征收及其补偿问题。另外 ,还涉及特许权协议、拒绝司法、外交保护等问题。就外资待遇而言 ,发展中国家应根据其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在双边投资保护条约中慎重承诺。笔者通过对国有化问题的分析 ,认为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所承担的国家责任不是传统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 ,而是一种“合法行为引起的国家责任”。关于特许协议 ,笔者认为它是国内契约。此外 ,在国际投资中 ,还涉及因污染转嫁而产生的国家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