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和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系统总结我国35年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深入分析今后一个时期国内外环境和形势的变化，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纳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不仅是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必然要求，也是治国理政理念的重大创新和发展，反映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     

超越资本逻辑的科学发展:社会风险治理的根本举措

资本逻辑对社会生活的全面统治,是现代社会风险不断累积并最终威胁到人类文明存续的社会历史根源。只有超越资本逻辑,推进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以和谐为价值追求的科学发展,才能打破资本逻辑发展模式对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阻滞,并克服其所造成的各种社会风险,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和谐图景。     

守护在黄河岸边的金色天平——青铜峡市人民法院喜迎党的十八大专辑

2012年来,青铜峡市人民法院坚持"三个至上"指导思想,紧紧围绕"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工作主题,突出能动司法、和谐司法、为民司法、廉洁司法,全力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执行局荣获"全国法院先进集体"荣誉称号,立案庭被自治区创先争优活动领导小组、妇联授予全区"党群共建创先争优妇女先进集体",院党总支受到青铜峡市委的表彰。源头治理,铸牢"第一道防线"。2012年初,院党     

前郭县完善服务功能 打造”四大”社区

前郭县以创建服务型社区党组织为总抓手，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完善社区治理体系，在为民服务中增强社区党组织的亲和力、向心力、开拓力和威信力。一是以凝聚力量为支撑，打造多元社区。     

改革开放以来的民事立法与私权话语——以国家治理转型为阐释背景

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的中国民事立法,其进程深嵌于国家治理变迁逻辑之中,这一过程同时也是对中国私权话语的价值确认和制度建构的过程,对此予以认知和阐释是探寻中国民法典时代何以开启的关键所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体制转轨与民法的重构为重新发现私权话语铺垫了基础;改革中市场逻辑的确立与民事立法的制度回应助推了私权话语的勃兴;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转型,以民法典编纂为驱动的新一轮制度创新拓宽了私权话语的未来空间。中国私权话语及其制度的不断强化和完善,成为推动国家治理迈向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托底型治理:“131”物业服务保障模式的实践探索

针对近年来基层社会治理中业主、业委会、物业公司间出现的复杂情况和问题,上海市闸北区临汾路街道党工委、办事处推出了由一个业委会工作站和政策法规、审计审价、矛盾调解三个工作室组成,并辅以一个街道层面的社区物业保障服务中心的"1+3+1"物业服务保障模式。实践表明,该模式有效缓解了小区物业管理上的矛盾与冲突,提高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受到居民群众的交口称赞。     

打好治霾攻坚战——河北省政协持续关注大气污染治理纪实

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如果单选,杨义宝必选前者。如果多选,他希望两个选项上都能打上"√"。杨义宝,来自河北易县,县委书记。杨义宝说,治雾霾如缚恶龙,既然别无选择,那就义无反顾:924家采石及加工建材类企业全部停产整顿;每100亩一个人,盯牢禁烧秸秆;40名警力24小时执勤,严防运输扬尘……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治雾霾很难。但这是一道必答题。为了捍卫蓝天白云,河北省政协以     

邓小平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性贡献

邓小平带领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全方位多领域展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建设规划,包括规范和完善执政党和政府的制度建设,从制度层面实现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促进多元主体参与国家治理,充分调动地方、企业、群众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使多元主体在互动协同中共同参与国家治理;通过立法、执法、普法教育"三管齐下"式的全面规划初步确立社会主义法治化基础。     

新时代公安机关人民性导向的思考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公安机关如何深刻认清新形势,切实践行为民宗旨,积极应对新挑战,主动担当新任务,需要深入思考和探索。长期以来,公安机关在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秩序稳定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从公安机关的自身建设来看,与党和人民的期待和要求还存在不小的差距。还应在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服务人民的意识;推进现代警务管理和运行体制机制建设,提升服务人民能力;强化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着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奋力新作为。     

法治语境下盗窃罪治理模式探究——基于犯罪统计的分析

我国对于盗窃行为采取行政违法和刑事违法的二元制治理模式,其中,盗窃数额是划分盗窃治安案件和刑事案件(即盗窃罪)的重要标准。盗窃行为二元制治理模式虽然为时久远,且富有效率,但也存在犯罪数量前后可比基准不一致、刑事政策制定依据偏离客观事实、警察权过大、司法权受限、难以对盗窃案件进行统一、科学、有效治理等问题。为了解决二元制治理模式产生的弊端,基于法治语境和相对优势理论,可以考虑将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盗窃行为全部纳入刑法,以盗窃罪予以处置,尝试建立一元制的盗窃罪治理模式,此举可以大大提升犯罪治理的法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