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官引咎辞职应有高透明度

2005年底，因松花江重大水环境污染事件而引咎辞职的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成为中国因环境污染事件被解职的级别最高的官员。外界对解振华辞职普遍给予积极评价，认为中央迅速查处环保最高官员，“给那些只顾眼前利益、不顾将来发展的官员敲响了警钟”，也说明“中国的政治制度越来越完善，官员问责制越来越健全”。     

中国印尼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

印尼经济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遭受重创,基础设施建设(以下简称基建)几乎陷于停滞,2004年底的大海啸对基础设施的破坏无疑是雪上加霜。基础设施的落后已经成为印尼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2004年印尼的GDP增长率只有4·32%,失业率却高达9·86%。据世界银行的报告称,在今后五年的时间里,印尼只有将每年的经济增长率提高到6-7%,才能满足每年新增的250万劳动力的就业。苏西诺政府已经认识到基础设施瓶颈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严重制约,将基建作为振兴印尼经济的重要措施,并计划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以吸引外资参与基建,这将为中国…     

核危机对朝鲜经济发展的短期影响

2002年10月朝核问题出现以后，美国停止了对朝鲜的重油供应，减少了粮食援助，半岛南北经济合作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朝鲜针对国际环境的变化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力求增加水力和火力发电，以弥补重油供应停止后所产生的能源缺口，并通过发展农业生产，提高粮食自给能力。目前，朝鲜的粮食缺口已经有所缩小，估计不会出现严重的粮食危机。     

政府危机管理问题探讨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结构的分化导致了权力、利益的重新分配、转移，其中必然酝酿着诸多不稳定因素。及时有效地处理这些不稳定因素引起的突发事件已成为对我国各级政府的重大挑战，这既直接影响着我国政治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又关系到政府在民众心中的公信力和形象。因此加强危机管理、完善我国的危机管理体系是当前我国各级政府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     

危机外交中的国内政治因素——以中印危机(1959～1962)为例

在1959-1962年的中印危机中,印度国内政治扮演着一个悲情角色.官僚政治的权力之争和派系互动,使得尼赫鲁的中印危机管理战略实际上成为国内政治斗争的工具.在中印边界危机事件爆发后,尼赫鲁出于维护自己国内政治地位的需要,决定公布中印两国政府间的一切信件往来,以安抚国内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维护自己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从而使自己一步一步成为其反对派和右翼分子的"被绑架者"和"代言人".中印两国间的危机外交形同虚设,印度的危机管理战略只剩下强迫和军事内容,导致中印危机不断恶化.     

试论拯救环境危机的多维视角

人类的活动已经破坏了自己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使整个地球陷入了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的危机。人类限制自己危害环境活动的途径,除了要在观念和意识上引起重视而外,还要通过法律和行政制度的强制力来约束人的行为,同时还应该在构建共同的生态环境伦理方面通力合作,共同参与,为人类共同的未来做出自己的努力。     

朝核危机管理与中国的外交抉择

本文集中探讨第二次朝鲜核危机以来中国有关朝核问题的政策,认为中国之所以打破常规,积极参与朝核危机的“国际管理”,主要受历史感情、经济政治与安全等方面的多重国家利益及中国应负的“国际责任”所驱动。在参与管理朝核危机过程中,中国排除困难,坚持半岛无核化、坚持和平与多边协商解决,反对激化矛盾,促成并主持了多轮“六方会谈”,推动有关各方在朝鲜半岛无核化及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等方面达成了原则协议,缓和了紧张局势,外交成就有目共睹。今后随着局势发展,中国将不断适应形势,调整有关朝核问题的政策,但仍将坚持半岛无核化及和平解决等原则,并将继续推进“六方会谈”。     

"十一五"期间城市公共危机防范重点及思路

城市公共危机是指由于发生不可控制或未加控制的因素而对城市系统中的生命财产和物质财富造成损失和重大危害的自然和社会事件。“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将进入加速阶段,同时也进入公共危机的高发期,因此,要努力提高城市公共危机总体防范能力。     

新农村建设中的若干社会治安问题

一、社会矛盾明显增多，群体性案事件呈上升趋势 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随着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乡镇工业的迅猛发展，工程建设、城市扩建、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劳动力安置补偿等工作会越来越繁多、复杂。如果对一些具体问题处理得不好，尤其是对涉及到群众的切身利益的问题处理得不好，将产生一些不稳定因素。同时，在工业化进程中，“亦工亦农”的农民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农民对企业的依赖程度增强，导致因企业兴衰及社会保险、医疗保险等矛盾和问题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增多，直接影响新农村建设中的社会稳定。在一些地方，群众上访、闹事、群体殴斗案事件就时有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