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族自治地区刑事立法权的追问、批判与重构--兼与竹怀军先生商榷

我国1997年<刑法>第90条的规定实际上赋予省或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以基本法律的修改权,这一规定显然违背宪法;迄今为止,没有任何省或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对现行<刑法>做出过变通或补充规定,一般是在司法过程中加以变更.     

关于变通规定法律问题探析

变通规定作为法律概念首次在《立法法》中出现，然而变通规定的具体内涵，变通规定的权限范围如何，却并未严格界定。怎样的变通规定才是合法有效的，可以适用，怎样的变通规定不宜选择适用等问题，需要人们分析认识。笔者试陈管见，与理论和实践部门的同志探讨。     

乡村社会中的“国家在场”

在乡村社会的研究中,“国家”的存在始终是研究者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之一。乡村社会中,国家不仅“在场”,而且国家利用自身的权力,加强对乡村的整合和渗透。乡村社会为了达到自身更好的发展,必须对“国家”作为一共同体的整合表示认同,同时又型塑出一定的空间,国家和民间社会都可以进入其中,对其中的资源进行攫取和争夺。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试图探悉在乡村社会的运作中,是如何体现出“国家”的“在场”的。     

民族地区刑法变通的路径分析

我国现阶段,民族地区刑法变通存在如下问题:刑法变通在立法阶段存在缺失,刑法变通在适用阶段较为混乱,刑法变通的程序性有待加强。刑法变通主要存在立法变通、刑事政策指导下的法律适用变通以及通过刑事和解等程序制度的构建进行变通三种路径,三种路径各有利弊。要建立一套长期有效的刑法变通路径,就应当认识到三条路径各自的特点,充分利用其优势,完善其不足,宏观布局,长期投入,真正将刑法变通路径建设成为一条规范性、长远性的法制化道路。     

制定和修改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实现依法变通的思考

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在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时,可以依照当地民族的特点,对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作出变通规定。通过制定和修改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笔者认为：当前制定和修改自治条例、单行条例主要是对国家法律作出具体实施性的规定较多,变通和补充规定的较少,制定和修改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工作尚未转向依法开展变通工作上来。     

罪刑法定视域的少数民族习惯法

少数民族习惯法在我国特定的民族地区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规范秩序、定分止争的功能,排除习惯法适用的罪行法定原则并未使习惯法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少数民族习惯法仍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和司法操作的可能.在基层司法的特定案件中,少数民族习惯法在罪刑法定的原则下作为一种出罪依据能够更好地实现个案公正.刑法典为少数民族习惯法预设的制度空间,为其进入国家制定法提供了现实和可能.     

试论立法变通权制度的完善

立法变通权是我国经济特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以及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的授权制定仅适用于本地方具体情况的灵活变通的规范性文件的权力.立法变通权有两种类型一是经济特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立法变通权;另一就是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变通权.但立法变通权的行使必须遵守法律规定而且其行使还要受到特定国家机关的监督.     

论刑法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变通

西部开发中应通过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刑事变通立法来解决民族习俗与国法之间的矛盾 ,注意把握少数民族刑事立法变通权的依据、指导原则 ,对相关的刑法条文作必要变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