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供证关系——侦讯证据审查与侦查假说查证之考量

“供”是口供, “证”是其他证据及其证明.供与证,需有较客观的参照物,以确定证明方向.实物证据中,有人的主观认知;言词证据中,有接近案件的事实线索.它们都有人为因素.供证一致是有条件的、相对的.供证完全丝丝入扣,违反认识规律.先供后证的口供通常具有真实性,证明力较高.先证后供的口供,一般具有引供诱供的风险性.考察从案到人、从人到案等模式中的供证情况,辨析其供述与物证的证明方向.人证、物证都需有逻辑方向,都与侦查员的业务能力有关.先证后供的风险,在轻信已有证据;先供后证的风险,在轻信或不信口供,都不去查证.供与证的中间环节是“查”,有查才能证.     

沉默权之赋予与证明标准之转型

口供之必取是支撑我国"符合说"之证明标准理论成立的关键。在赋予被追诉者沉默权之后,我国的证明标准必将面临转型。对于那些被追诉者不予供述的案件,应当实行内心确信的证明标准;对于那些被追诉者自愿供述的案件,可实行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     

从虚假供述角度分析隐蔽性证据的可靠性

隐蔽性证据规则并不是一个新创的证据能力规则,而是作为补强证据规则的另一面存在的关于证明力的规则。隐蔽性证据的可靠性来源于两个方面,第一是被告人供述的可靠性,第二是其他证据的补强。司法实践中对口供严重依赖,并且形成了普遍信任通过口供获取隐蔽性证据的局面,但是,隐蔽性证据的立法规范尚显粗略。虚假供述是影响隐蔽性证据可靠性的一大因素,而产生虚假供述的理由又是多方面的。提高隐蔽性证据的可靠性,可以从遏制虚假供述的角度出发进行改革与完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探析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西方许多国家早已建立 ,其内容一般包括对非法获得的口供的绝对排除和对实物证据的排除。适应刑事诉讼民主、文明的潮流 ,在控制犯罪的同时 ,充分保障涉讼公民的人权 ,我国应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包括非法口供的一律排除和非法物证的原则排除。     

共同犯罪中同案犯口供证明力的审查判断

案名：林某某、陈某、邓某力、邓某饶盗窃案 [基本案情]2010年5月27日23时许,被告人林某某、陈某、邓某力、邓某饶经密谋,窜至广州市东二环高速公路北往南离笔村收费站约100米位置的涵洞处,由被告人林某某、陈某、邓某力将涵洞内的两条无缝钢管（总长94．84米，     

纪检的口供是否能作为证据使用

[案情]甲系某国有企业经理，因涉嫌受贿由纪检部门移送检察机关处理。在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后其对在纪检部门交待的犯罪事实全部翻供，主要证人（行贿人）也完全改变证言。     

口供的证据地位及其可采性

口供在诉讼证据中的地位呈现出一种由低到高再逐渐降低的过程 ,反映了刑事诉讼证据制度由愚昧到科学、从野蛮到人道的不断发展进化的过程。各国关于口供可采性的规定大体分为两类 :其一、确认口供为法定证据 ,但必须加以限制 ;其二、认为口供不是法定证据 ,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能在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我国应加强对口供证据地位及建立口供可采性规则的研究。     

论侦讯中的翻供

翻供是指被问主体推翻原作口供的行为 ,侦查翻供就是指被问主体即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讯问阶段所进行的翻供。翻供的含义、情形、类型是多重、多样的。翻供既有内因也有外因 ,有的有利 ,有的有弊 ,其成因利弊可以通过审查口供和其他证据来确定。防止不利翻供关键是提高侦讯主体的素质 ,消除或减少翻供的诱因 ,巩固真实的口供 ;促成有利翻供主要是通过针对被问主体的反讯问手段 ,找出相应对策、措施 ,使其将原口供推翻。     

“口供”的功能与补强证据

我国法律对被告人供述的证据价值持相对审慎的态度。被告人供述并不必然优于其他类型的证据,只有经过当庭举证、质证和认证,才能作为证据使用。     

共犯口供证明力问题

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通常被称之为“口供”，一直是我国刑事证据理论中较为复杂的问题，而口供中最为棘手的问题，莫过于如何对待共犯口供的证明力。所谓证明力，是指证据所具有的对案件事实的证明作用，也就是证据对证明案件事实的价值。本文所谈的共犯口供的证明力问题，旨地探讨同案审理的共同犯罪的被告人能否互为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