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和道德的差别与联系——对哈贝马斯商谈论中道德概念的批判

道德和法律不仅在权利的理解、调节的范围、价值和规范的关系、建构和认知的关系上存在着差别,而且还在认知的不确定性、情感的不确定性以及能力的不确定性方面相互补充。哈贝马斯在对道德和法律关系的理解中只看到了知识论意义上的道德和法律的关系,而忽视了由传统文化积淀在个人内在深处的道德意识和法律之间的关系。     

政治合法性理论评析

在政治哲学史上,卢梭最早明确提出合法性概念,认为唯有"公意"才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马克斯.韦伯把合法性基础分为对传统的遵从、对卡里斯马的信服和对理性的追随三种。帕森斯基于社会系统理论阐释合法性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注重意识形态对于政治合法性的意义。伊斯顿认为意识形态、结构和个人品质相互作用,共同奠定合法性基础,他区分了"特定支持"和"散布性支持"。哈贝马斯强调建立在价值规范基础上的支持和忠诚,力图实现经验与规范的辩证统一。合法性与有效性既相互区别,又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合法性危机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普遍问题,它表现为"实在的合法性危机"和"潜在的合法性危机"两个层面。     

社会批判理论的语言学转向——对交往行为理论哲学方法论基础的一个探讨

前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面临的困境主要在于，它的理性概念具有意识哲学的特征，无法对其进行明确的语言分析；它的真理概念具有黑格尔主义的特征，具有远离生活世界的抽象性；它不重视资本主义民主法治国的道德一实践领域的话语性特征。哈贝马斯引入了语言哲学的分析方法，使社会批判理论的范式挪移到了话语分析的基石上，把语言哲学和社会批判理论创造性地糅合起来，既使语言哲学具有了可贵的社会批判品质和道义感，也使社会批判理论获得了语言哲学强大的分析工具并走出了意识哲学的胡同。     

知识产权公共领域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分野及互动

知识产权公共领域是指不受知识产权法保护的或属于合理使用范围的知识成果的整体或其某些方面，体现为知识、思想和信息。哈贝马斯公共领域则是产生公共意见的社会领域或社会空间。两者虽然分属法律和政治系统，却在两个系统的结合部——立法过程发生联结。知识产权公共领域中的知识、思想和信息有助于提升公众素养、培育市民社会、提供哈氏公共领域的思想源泉。哈氏公共领域有助于促进知识产权立法的公众参与、民主协商条件的达成、知识产权保护和公共领域保留的平衡，从而对知识产权公共领域的保留提供运作机制。两者的互动关系由于“知识产权政治学”的实践还具有了重要的现实意义。     

走向交往理性的政治哲学和法学理论(下)——哈贝马斯的民主法治思想及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哈贝马斯是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最具原创力和建构性的学者之一。他借助于语言学转向所提供的哲学革命契机,从语用学的视角提出并论证了交往行为理论,回应了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挑战,超越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理性悖论,批判了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这一社会理论在政治哲学和法学领域的运用,对于法律的事实性与有效性、公共自主与私人自主、人权与主权、法治与民主、形式法范式与实质法范式以及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等重大问题,产生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理解。这种理解既不同于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等政治哲学传统,也迥异于法律实证主义和自然法理论等各种法学流派,不仅在西方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且对于发展中国民主和法治的理论和实践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哈贝马斯“第一位的生产力”与邓小平“第一生产力”之比较北大核心CSSCI

视科学技术为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马克思最先断言:"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尔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对此都有所继承和发展,并分别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位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尽管两人在观点的表述方式、思想的理论来源等方面有某些相同之处,但由于哈贝马斯和邓小平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内涵、意义、作用的不同理解,二者最终导致不同的理论归宿和实践指向。即便如此,他们的思想也都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     

从"主体间性"到"交往理性":哈特与哈贝马斯的法律观比较

法律内在观点是哈特法律理论的核心,蕴合法律的主体间性,但不足以使法律具备合法性.交往理性法律观以普遍商谈理论为进路,通过语用学条件的预设、生活世界的导入、事实性与规范性的界分,逐步推导出具有正当、合理、可接受性的合法之法,从而超越了法律内在观点的理论局限.交往理性法律观认为,法律的制定者即法律的承担者,合法之法凝聚着普遍共识,是实现社会整合的必由之路.     

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构成及其实践局限

哈贝马斯注意到启蒙运动后传统理性的分裂并承继韦伯在现代社会行为层面上对各种理性的理解和二元整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通过构建生活世界里多主体间完全平等沟通以实现共识的交往行为,从理论上实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交往实践中的高度辩证统一,提出了富于时代特点的交往理性观。但实践中,交往理性还是遭遇到工具与价值理性难于区分与平衡、理想共识情景难于实现的困境,也许集体主义导向的传统中庸思想对此有所启示。     

哈贝马斯程序主义民主观述评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以交往理性为手段 ,藕合共识与歧见之间的裂口 ,以期建构一个普遍的规范基础 ,去理解、分析和批判现代社会的结构。但是 ,他所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是 ,如何使理性地商讨公共事务与民主决策成为可能 ?即如何将商谈伦理学与现实世界联系起来 ?这是哈贝马斯建立的交往行动理论必须承担的任务 ,也是其理论归宿。民主产生法律的程序是法律合法性的唯一后形而上学根源。     

全球性问题与交往理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 ,全球性问题越来越引起人类的关注 ,如生态问题、气候问题、贫富问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恐怖主义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已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 ,联合国和许多国际组织都采取了各种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 ,但收效甚微。究其原因 ,一方面由于国家利益不同 ,另一方面是因为人类对自身行为缺乏理性反思。我们认为 ,哈贝马斯所倡导的交往理性对解决全球性问题具有重要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