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薄弱环节 实现新的发展——2006年全国民政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2006年是“十一五”时期的开周之年。做好2006年各项民政工作,对实现“十一五”民政事业 发展目标,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为此,在2005年岁末,民政部在北京召开了“2006年全国 民政工作会议”。会议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 精神,回顾总结2005年的民政工作,安排部署2006年的各项任务。 民政部部长李学举,副部长罗平飞、姜力、窦玉沛,中纪委驻民政部纪检组长刘光和,民政部党 组成员、中国老龄协会会长李本公出席会议。李学举部长作了题为《从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     

“从‘左’边掉下去，从右边掉下去，都是一样”——林枫在“大跃进”年代谈教育报道

今年,是林枫诞生100周年. 很久以前,我就认识了林枫.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从晋西南到晋西北,再到晋绥解放区,我都在他领导的地区做新闻工作.建国以后到了北京,1957年秋我到<光明日报>社工作.这张报纸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以党的文教方针政策为宣传重点.当时,林枫正在北京,先后担任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兼国务院业余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等职,从1959年3月起又是中共中央文教组成员.因此,每逢在编辑工作中遇到无法解决的难题,我就去请教他.尽管他的工作异常繁忙,但对于我历次提出的约谈的要求,他总是慨然应允,及时安排时间.每次他都亲切接谈,谆谆诱导,发表引人深思的精辟见解.我带去请教的一些难题,总能得到圆满的回答.有时看到我们报纸上某些报道或评论偏颇欠妥,他也主动地打招呼,提醒注意,及时纠正了出现的差错.他不单是对文教方针宣传中的问题提出意见,有时还就报纸编辑业务方面给予富有卓识远见的指点.这种交往前后持续10年,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们先后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投入监狱.前后10年,从林枫同志历次谈话中得到的教诲和启示,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论东莞敌后杭战的历史地位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东莞地区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敌后战场,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研究东莞敌后抗战的历史地位,并对其作出客观的评价,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和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华南敌后抗战的历史功绩。一、日军全面入侵华南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几项措施

今年初．胡锦涛总书记在中纪委六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对学习贯彻党章赋予新的内涵，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其目的就在于为“十一五”这个“加快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的又快叉好发展提供坚强保障。税收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杠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新形势对国税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顺应当前全国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大好形势，抓住机遇。以预防为提前，抓紧抓实预防腐败的各项措施，为“十一五”时期各项国税事业又快又好发展保驾护航。     

人口因素与切萨皮克地区奴隶制的演变

在北美殖民地时期 ,烟草经济的成长导致切萨皮克地区的奴隶人口出现了不断增长和地区扩散的势头 ,并最终实现了奴隶人口的自然增长 ;反过来 ,人口因素的变动又推动切萨皮克地区的奴隶制在运行效率、法律体制和黑人文化等方面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变革     

关于编写社会主义时期上海地方党史（1949-1978）的若干思考（上）

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城市，在党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社会主义时期上海地方党史是中共党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编写社会主义时期上海地方党史，是一项对一系列重要历史事件进行科学分析，整理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重大系统工程。这项工作经市委批准已经正式启动，并列入上海市党史工作五年计划和市社科“十五”规划。虽然为这项工作已经准备了多年，已有一定的资料积累和相当的专题研究基础，但是，要编写出具有上海特色，能客观、准确地反映上海特点的地方党史，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认真探讨和…     

附：实事求是 一丝不苟——请廖盖隆校友写传记的经过

广东高州中学建校90周年时，要出版一本专刊，分工我主编。为了继承和发扬我校的优良传统，宣传老一辈校友在革命和建设岗位上作出的巨大贡献，动员全校师生学习校友为国家民族的解放和复兴而献身的精神，决定刊出丁颖、林砺儒等老一辈校友的传记。廖盖隆同志健在，而且在抗日战争时期于延安任《解放日报》社蒋管区评论组组长、国内评论部副主任时，     

中国长航集团 和谐稳定安康——一流的企业后面必有一流的工会

“十五”时期，中国长航集团改革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企业经济效益、核心竞争力、综合实力以及企业和谐度显著提高。长航集团被全国总工会授予“五一劳动奖状”称号，并连续五年夺得全国“安康杯”优胜企业奖。     

近看“文革”中的林彪与毛家湾

本文作者张云生到林彪身边工作时，正值中央作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他离开林办之时，恰好在震惊中外的“9&#183;13事件”之前，也就是说他是处在近距离目睹了整个“文革”时期的林彪及林办鲜为人知内幕的知情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