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信息

城西区“五福”送暖,欢快过年红红的盛世太平年,红红的福字好运连。西宁市城西区兴海路街道中华巷社区为营造欢乐喜庆、文明祥和、温馨团圆的春节氛围,以“我们的节日”为契机,以新时代精神文明实践站为载体,开展“‘五福’送暖,欢快过年”主题活动。送“惠民福”,动员辖区“五级联动”党建联盟成员单位开展“微心愿”认领活动,将米、面、油、毛毯、棉衣和“春节红包”分别送到低保户、困难党员、困难群众、特殊家庭等人群家中,确保过节生活物资有保障。     

“优良家风”入法:当代价值及实践进路

优良家风是一个家庭在长期的实践中所形成的,能够引导家庭成员在文明、健康、和谐、向上、从善的氛围中发展的精神风貌、行为习惯、文化传统、道德风尚的总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明确规定,"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是对现代社会现实需求的回应,具有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彰显优良家风的法律保障、夯实家庭治理的德治力量等重要时代价值。树立优良家风的理念不仅要植根于社会民众心中,更要在法律制定、法律实施和法律遵守三个层面予以践行,以优良家风作为其方向指引、考量因素和重要教化手段。     

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绩效问责机制构建与应用——基于目标管理过程的分析框架

问责目标的整体性、问责过程的有序性以及问责标准的统一性是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绩效问责机制的根本特性。基于目标管理过程分析框架,以整体性绩效责任目标的实现为中心,构建了包括绩效责任目标确定、目标执行、目标评估、目标反馈和目标改进五个环节的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绩效问责机制基本框架。通过对京津冀地区进行应用检验,证实了该基本框架不仅在理论上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在实践中也有助于增强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绩效问责的可操作性。     

从道德经济(学)传统看现代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

治理话语和治理理论受制于现代政治经济学所设定的基本语境.作为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批评者,道德经济学可能为我们反思国家治理提供了恰当的切入点.后者强调经济的道德维度,尤其主张经济必须嵌入社会之中,其普遍价值依系于其潜藏的、开放性的社会想象.斯密所开启的现代政治经济学以商业社会为基础,因此可以相容于道德经济学传统.但商业社会作为社会形态太过单薄,其依托的文明政体又太过弱小,从而引发了经济从社会中脱嵌的风险,并让更高层次的道德经济学出场变得必要.这种道德经济学把现代国家治理从根本上视为政治共同体的构造问题,我们因此需要一种整全性的国家治理之学,以便安顿好市场机制、政府权能、政治权力以及社会公平等要素.     

回望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法律成果

背景在2001年7月北京奥运会申办成功之前,我国基本上没有开展奥林匹克法律事务工作。北京奥运会、残奥会为我国完善奥林匹克法律体系,全面开展奥林匹克法律事务工作,既创造了难得机遇,也提出了急迫需求。我国政府十分重视依法筹备和组织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包括认真履行以《奥林匹克宪章》《主办城市合同》为核心的国际承诺,及时出台了《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等法规,加大行政执法力度,开展法治宣传教育,为成功举办奥运会、残奥会创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和舆论氛围。北京奥组委制定并实施了《北京奥组委工作规则》,并把开展工作作为筹办和组织奥运会、残奥会的基本原则。     

法治视域中村民选举政治生态的治理

村民选举政治生态是农村政治生态的一部分,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微观系统,由作为选举主体的村民以及选举规则、风气、导向等基本要素构成。当前村民选举政治生态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是,村民参与村委会选举的态度呈现积极与消极的两极化现象,其负面影响超出选举本身,不利于基层民主制度的巩固和发展、社会政治信任的建立等。选举规则的缺陷和缺失致使选举公平公正的法治保障不力,追究违法行为存在操作难题。不良风气催生和加剧贿选、暗箱操作、暴力化等各种选举乱象,制约村民自治的发展。乡镇党政等上级组织在指导选举中导向偏失,削弱了选举规则的效力并恶化选举风气,挫伤村民选举的积极性。治理村民选举政治生态,需要放到推进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建设的总体进程中去考量。以法治思维为导向,培养和强化村民的主体意识,是治理选举政治生态的核心支撑;完善农村选举的法律制度,是治理选举政治生态的法治基础;加强执法执纪监督,扶正祛邪,是治理选举政治生态的根本保障。     

基层选举观察员制度：事实、价值、困境与展望

通过加强选举监督与提供选举指导,基层选举观察员制度在推进基层民主选举与民主治理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伴随着我国基层民主的发展,我国的基层选举观察员制度也逐渐从点及面,从一个省的试点到多个省的推广、从省级一个层级的推动到省市县乡多层级的联动、从乡村独有到城乡都有,日益成熟和完善。但受制于特定阶段的认知、技术、体制等条件的制约,其在制度实践中的问题和限度也逐渐显现出来。观察广度与深度的限度、观察的独立性限度、观察的技术性限度、观察点的样本性限度、观察的持续性限度以及观察的制度化、规范化限度等,制约着其应有结构功能的发挥和拓展。因此应从法律技术、选聘技术、观察技术、考核技术、监督技术等维度推进制度的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