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四度”“四精”着力做好城市民族工作

昆明是多民族聚居的边疆省会城市,少数民族人口130万人,占全市人口的16.9%,其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40万人,主要分布在主城五区。2017年,昆明市被国家民委确定为"全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示范城市",2018年被国家民委列为"深入推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系建设试点城市"。多年来,昆明城市民族工作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融荣与共、同心同行",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根本途径,创新引领,从工作的高度、广度、深度、温度入手,精心、精准、精致、精细推动城市民族工作。     

京津冀协同发展关键在于双转型

京津冀地区面临艰巨的人口、环境和城市发展转型的任务。从战略共赢的角度看,未来京津冀协同发展首先要解决好区域转型问题,突出以功能调整和建立生态补偿创新机制双转型,加快区域生产力空间结构的优化和增强深化改革形成新的体制机制的基础作用。此次京津冀协同发展之所以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首都功能调整是其"焦点"。北京市近年来率先提出了六个战略调整,首先是调整中心城     

打造绿色出行“城市风轮”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提出要构建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综合交通体系,明确到2020年城市绿色出行比例提高到75%以上,到2035年不低于80%的目标。近几年,本市绿色出行体系建设取得了积极进展,但相对于总体规划确定的目标和广大市民绿色出行需求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一是道路资源分配不均衡、不合理,骑行安全性差。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

制造业是富民强省之本,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是“八八战略”题中之义。近几年,全省经信系统深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造强国战略重要论述精神,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坚持“八八战略”再深化、改革开放冉出发,全面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程”,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纵深推进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有力推动了制造业提质增效。2019年,全省工业经济总量、数字经济规模、亩均效益、企业减负降本等均居全国前列。     

推进文化治理现代化建设高质量民生幸福城市

文化治理是公共治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实现文化治理现代化是建设民生幸福城市的重要内容和保障,深圳在此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有力探索,承担起了中华文化复兴进程中的应有责任和担当。未来,深圳需要在突出城市主流文化的目标定位、夯实文化治理的社会基础、彰显经济特区的特色与责任、促进文化流动和文化包容等方面取得新突破,不断提升文化治理现代化水准。     

坚强的党性 崇高的品格

<正>周恩来给我们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让我最难忘怀、最受教育的是他的坚强党性。这种坚强党性比金子还闪光,始终是激励共产党人不懈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学习周恩来的坚强党性,我体会最深的有五个方面。一是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仰和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共产主义理想是周恩来毕生奋斗的目标,他在确立共产主义信仰之时就说过,"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     

融入与发展:网络媒介素养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研究

互联网在当今社会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网络媒介素养对于农民工提升个人能力和幸福感、保障自身知情权和话语权以及更好融入城市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媒介化的社会景观中,农民工因网络媒介素养的缺失直接影响个人能力提升和发展,进而影响其融入城市以及城镇化进程。为此,应从网络设施普及和建设、企业教育培养、媒介宣传等方面提升农民工的网络媒介素养,使其更好地融入城市而实现"市民化"目标,并在城市的工作中得到更好的发展。     

基于城市建设的犯罪预防与居民安全感研究——以厦门市新阳街道为例

为建设具有安全感且和谐有序的智慧型城市,厦门市海沧区新阳街道进行彻底的基础信息大排查,突出对重点人员、重点场所的管控,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入与建设,发动民众力量,增配巡逻力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构建安全感城市的犯罪预防机制,不仅有其合理性,而且具有必要性。在遵循增加犯罪成本、减少犯罪机会、降低被害风险这三个设计理念的基础上,应合理规划城市,综合治理空间盲区,高效运用互联网,创新社区警务,加强警民合作,创建安全社区。     

台湾会馆见证两岸百年风雨情

一百多年风霜雨雪,台湾会馆承载了太多的悲欢离合,百年间,许多人在台湾会馆留下了他们割舍不断的情愫。史上以台湾名义在京城建有两座会馆,一座是位于宣武门外后铁厂胡同的全台会馆,其旧址在本世纪初宣外地区旧城改造时已被拆除。另一座就是保留至今、已有100多年历史的位于前门外大江胡同114号的台湾会馆。     

城市发展周期与特大型城市风险的系统治理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以北京、上海等为代表的特大型城市的发展不断加快,并面向未来积极谋划"全球城市"的发展战略。然而,城市现代化和城市功能的提升,并不一定同时会带来人们社会安全感的增强。由于城市规模的巨型化和城市人口的多元复杂化,特大型城市在资源、环境、公共安全等一系列领域首先遭遇了超出一般逻辑的社会风险。因此,有必要从特大型城市当下经济社会转型的现实维度,整体、系统与深刻地认识社会风险生成的新机制,进而重新审视特大型城市防范和治理这种社会风险的实践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