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组织支配的正犯后正犯：支配型共谋的德国理解

对于参与共谋者,最终没有着手犯罪实行行为的,应该如何承担其刑事责任,存在很大争议;不应一般性的承认共谋共同正犯,而应该将以＂共谋＂的共同参与区分为支配型共谋与对等型共谋,相应确定不同的参与人类型;德国学理和判例创立＂正犯后正犯＂法范畴,并运用基于有组织的权力机构的＂组织支配＂解释其间接正犯性,通过展现德国该问题域的实践进路、理论论争和最新发展,为在中国语境下解释组织支配和寻求处理支配型共谋的中国路径提供经验图景。     

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民间借贷二元化法律认定探析

金融危机凸显民间借贷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而民间借贷二元化法律认定,即个人间和个人与企业间的民间借贷有效、而企业间民间借贷无效显然弊大于利;国家也在试图打破民间借贷二元化法律认定模式,探讨民间借贷合法化的方式和途径,但效果并不理想;金融危机形势下,企业尤其中小企业融资出现严重困难,而启动民间资本、放松金融管制成为克服这一困难的关键;如此,将民间借贷二元化法律认定调整为民间借贷完全合法的一元化认定并辅以相应法律法规的规范和监控制度的建设就成为必然的政策选择。金融危机既是挑战,也是机会,应利用这一契机比较彻底的解决民间借贷二元化法律认定的问题。     

“老板当村官”不如村干部专职化

日前，重庆市提出，将推荐1000名民营企业主到1000个村的村委会或支委会任职，帮助所在地农户增收。有人提出，老板、村官集于一身可能引发角色冲突。也有人担忧，当村里的利益与企业的利益发生冲突时，老板不能公正处理。（2月22日《重庆晚报》）     

农村选举“内卷化”困境——以广东省S村为例

随着我国基层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发展，农村选举中，村民表现出了高度的参与热情。然而，现实中出现个人理性的无知、外界权力的约束、盲目的路径依赖、投票悖论等现象，致使农村选举陷入“内卷化”的困境，即出现了农村选举边际效用递减，民主向前发展缓慢的结果。广东省S村选举“内卷化”状况，提示出要缓解农村选举“内卷化”的政策思考，其核心是要选举制度必须有质的创新，否则，在过密化的制度下一味地扩大农村选举的范围，会造成农村选举过度的“内卷化”。     

雪情怀·雪人格·雪心愿——毛泽东《沁园春·雪》新读有感

毛泽东是一个南方人,一个湖南人.南方少雪,湖南更少雪.而在少雪的南方、少雪的湖南出生、生长、长大的这个南方人、这个湖南人,毛泽东一生却酷爱雪、与雪结下不解之缘.他特别喜欢雪,那漫天飞舞、让世界纯洁美好、也让人的心灵纯洁净化的雪.宋代词人吕本中在<踏莎行>中写道:"雪似梅花,梅花似雪,似和不似都奇绝."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更加如此,"雪似梅花,梅花似雪",性格"奇绝",形象独特.仔细读读毛泽东的千古名诗<沁园春·雪>,这首专门吟咏雪、原名"咏雪"的诗词,给人以很多的新的感触.可以从毛泽东诗词中的"雪"、毛泽东人生历程上的"雪"中,感受到诗人的雪情怀、雪人格、雪心愿.     

试论立法史的演进之路

对于中国立法史发展规律的研究,本文在研究方法上进行了一次大胆尝试。选取“内在视角”,打破过去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条块分割”,不仅从现在看过去、也从过去看现在,由此得出了立法演变规律的新的景观。     

中国非刑罚化改革的否证性分析

非刑罚化 ,是现代西方国家在推行刑罚制度改革中表现出的较一致的发展趋势。但是我国的刑罚改革不应简单照搬此模式。原因在于非刑罚化理论本身还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 ,而且从现实效果来看 ,该模式至今并未得到成功的证实。至少在目前 ,甚或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非刑罚化的犯罪反应模式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简论宪法的司法化

宪法的司法化，是指宪法规范在司法领域获得普遍尊重，并经由法院加以适用的过程。照常理，作为法律的宪法由司法机关适用，是宪法的应有之义。     

日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对中国的启示

随着经济、医疗和社会的发展,综观世界,人口老年化已成为我们人类所共同面对的一 大问题。诚然,长寿百岁一直是我们共同的梦想。而这个梦想成为现实的同时又为我们带 来了新的忧虑。为了适应人口结构的变化,日本政府对旧的养老保险制度做了重大调整,从 而有效的缓解了由于人口老年化给社会带来的压力。日本和中国同属于亚洲国家,其生活 习惯、生理特点及其所处的自然环境都有相似之处,而且两个国家都面临人口老年化的问 题。本文拟就通过对日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分析,对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做进一步探 讨。     

关于中国法治秩序建构中表层化问题的若干反省与思考

早在上个世纪末,我国就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决心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然而,随着中国法治秩序建构步伐的加快,法治“表层化”的问题逐渐显露出来,成为中国法治进程中的一大障碍。目前,在注重法律制度建构的同时,我国必须继续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通过各种途径不断提高公民的法律素养、同时加快构建一个本土化的市民社会。只有这样,才能逐步解决中国法治进程中的“表层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