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公共品的效率修复机制：代理人治责激活——以湖北阳新W村“一事一议”项目的实践状况为例

项目制度设计中因代理人激励不足存在公共品供给效率损失的问题，探索代理人激励问题的解决路径成为优化公共品供给效率的题中之义。实践发现，激活代理人治责是解决代理人激励的有效路径。具备治理责任的代理人会积极平衡项目受益方的权责利体系、采取竞争性的项目争取方式、辅助群众自治组织的成立、监督群众组织的公共性，保证群众低成本高效率地参与到公共品供给中，从而提高公共品供给效率。“一事一议”项目供给的自主空间、地方政府的政治压力传导、熟人社会的面子激励是代理人治责激活的重要因素。执行主体治责激活后往往会对项目供给产生积极效果。如此，政府可在制度设计上考虑代理人的激励空间或在基层探索运动式治理常规化的机制，稳定代理人激励，保证项目公共品的供给效率。     

需求识别·精准供给·数据治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供给侧改革之道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既要强调供给又要关注需求。当前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需求存在主体的多样性、对象的差异性和发展的动态性等现实困境,必须重视其真实需求的识别以及精准有效的回应。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在于解决"供需错位"的问题,强调以精准的供给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质量,以供给能力的提升解决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供需矛盾,实现需求与供给的精准对接。以大数据技术为支撑的数据治理对推进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供给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要注重培育和塑造数据治理理念,完善数据治理的制度体系建设,创新数据治理平台和路径建设。     

自我与职业的双重生产:基于网络主播的数字化表演劳动实践

伴随电商直播时代的到来,青年带货主播的劳动激励机制从"礼物打赏"转变为"带货提成",其工作形态也从情感劳动转向数字化表演劳动。数字化表演劳动是指主播通过"养号"、组团、打造"人设"、激活消费者体验等方式,创造出一种区别于线下的购物剧场,从而将粉丝的观看量转化为消费者的订单量。由于主客观方面的限制,基于数字化表演劳动的直播带货会形成不稳定的短期化就业。但"离场"后的主播并不完全切断与直播的联系,而是将数字化表演劳动后置为一种能随时"返场"的就业选择,以此更主动、更具弹性地应对不确定的未来生活。在此背景下,我们需要创造精准服务各类青年数字劳动者的良好制度环境,促使其成为壮大数字产业的生力军和推进数字治理的新力量。     

论新时代网络安全治理体系建设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历史性跃迁和移动互联网的急速勃兴,人类存在的时空结构也被悄然重塑。有着超强分散与积聚功能的移动互联网在相当程度上重塑了人类的互动交往、话语表达与集体行动,同时也无限放大了网络安全治理的潜在风险。借此,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新时代,网络安全治理体系建设必须把准坚持党的领导、秉承大数据战略思维、自主创新网络信息技术,立足治理的中国语境与逻辑,融入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进程等着力点。     

广州,“老城市新活力”启示

旧城改造在治理中的重要性随着中国快速推进城市化进程,许多城市治理层面的问题开始显露,包括增长、分化、民生、移民、反恐、防疫等。要想运行好一座现代城市,需要从国家治理的层面,对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进行现代化改造。广东“三旧”改造是国土资源部与广东省开展部省合作,对“旧城镇、旧厂房、旧村庄”所进行的改造,其直接目的是推进广东作为节约集约用地试点示范省的核心工作。     

面对疫情“大考”,各级法院交出满意答卷

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国各级法院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作用,依法及时、从严惩处妨害疫情防控犯罪,积极服务保障疫情防控工作大局。截至2020年2月20日,全国各地法院一审审结妨害疫情防控刑事案件219件,涉及240人。司法作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更面临着终极考验。综观本次最高人民法院交出的答卷,可以看到,全国法院系统在这场大考中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互联网+”城市基层党建:证成、应用与路径

如何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成为我们党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是新形势下提高党的治理水平、增强长期执政本领的时代性命题。"互联网+"城市基层党建是实现党的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要,契合学习型政党的鲜明品格,同时能够满足人民群众新需求、提供民主参与新渠道,其功能运用体现在管理、教育、服务及整合四大方面。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树立"互联网+"思维、健全相关机制、提供坚实的基础保障,是新时代"互联网+"助力城市基层党建创新的有效路径。     

农村青年干部为何留不住——基于社会认同视角下的实证分析

青年对农村干部这一职业群体社会认同程度在入职前后出现的由高到低转变,导致了其从选择进入农村干部群体到主动从乡镇村岗位中流出,在其中,自我认同、社会及组织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重构自我认同和追逐自尊的过程中,择业青年选择进入农村干部队伍。但由于现代性社会风险的压力,青年在基于追求安全感的自我认同建构中呈现出高度的危机意识和带有焦虑色彩的上进意识,并在职业的稳定性中表现出来。同时,在社会比较、体制内的政策冲突和组织隐性规则下,农村青年干部遭受了群体外部积极性构建失败和群体内部合法性的持续瓦解。在目前,构建农村干部群体的社会意义系统应成为维持农村青年干部稳定性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