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的模式与路径选择

当前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是推行"省直管县"改革。然而,"省直管县"改革不仅是减少地方行政层级、推进地方财政体制改革的操作性环节,还涉及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与各地经济增长点的选择。推行"省直管县"改革的基本"条件"需要展开深入研究。通过采用快速聚类分析的方法,在对26个省区分类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不同类型省区的基本条件存在很大差异,应该依据各自的发展阶段与特点,分类指导,分类改革。     

增长驱动、城市化战略与市管县体制变迁

市管县体制的历史变迁与我国经济增长逻辑和城市化进程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市管县体制在改革开放以前已经发端,市管县体制产生的原因主要是为城市发展工业和解决城市生活服务;改革开放以后一段时期,国家为了获得更加快速的经济发展加速了城市化进程,并形成了小城镇建设和发展中小城市的城市化战略,在此背景下,能够满足这种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战略要求的市管县体制重新得以复兴并得到全国推广;进入新世纪以后,由于县域经济和区域经济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级,中国城市化战略也由此越来越明显地趋向于县域城市化和发展大城市群。在这种新的增长驱动逻辑之下,国家又寻求多种方式超越市管县体制,其具体方式包括"强县扩权"改革、"省直管县"改革、省域内的行政区划调整,以及跨区域治理框架的构造。市管县体制的历史变迁本质上反映了国家在不同时期增长驱动逻辑下主动权变地革新政府管理制度以获得更好的经济发展目标和治理效果。未来中国政府层级管理体制的改革方向应该朝一种包含各种体制内容的、充分反映地区差异性的政府层级管理体系方向努力。     

从制度效用边界看省管县关系变迁

制度是重要的,但具体的制度是有效力限度的,并受制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在省县关系上,省管县存在省域过宽的问题,市的设置在目前的省域划分下是不可避免的;而市的存在却压制县域经济发展的问题,这就是目前省县关系的制度效力限度。在进行制     

省管县体制改革:实践与理论的理性推进

市管县体制的负面效应和历史局限性在我国经济领域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日益凸现,并最终成为全国各地推行省管县体制改革的元动力.归纳总结当前省管县体制的改革实践经验及综合分析国内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可以理性认识省管县体制的改革实质及改革障碍,进而有针对性地探寻理性推进省管县体制改革的对策与建议.     

中国实行省管县体制的阻力机制分析

在我国的一些省份,实行了20余年的市管县体制的弊端已经充分暴露出来。同时,由于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科技进步的共同推动,一些省份已经初步具备废除地区级行政区、实行省管县体制的条件。但是,我国短时间内在全国实行省管县体制存在一定阻力,这些阻力主要包括:我国存在巨大的地区差异,并非所有地方都已经具备实行省管县体制的条件;大规模调整省级行政区、重新建构既有利益与权力格局、保障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有效监督等都具有一定艰巨性;“职责同构”现象的存在。鉴于短时间内在全国都实行省管县体制具有一定困难,省管县体制应谨慎、缓慢地推进。     

强县扩权与市管县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分析

强县扩权是对市管县体制的突破,是实行省直管县体制的必要准备。市场经济体制下行政区和经济区的分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对强县扩权、省直管县提出了强烈要求,它对于有效维护基层和农民利益、降低行政成本、减少行政层级、消除城市虚化泛化现象、促进城市合理布局、统筹城乡发展等等都极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市管县体制绩效及其变革路径选择的制度分析——兼论“复合行政”概念

计划体制既构成了市管县体制最重要的制约因素 ,同时也为这一体制运作提供了最重要的支撑条件。制度支撑条件的丧失 ,以及市管县体制推行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制度意外” ,是市场化进程中市管县体制绩效日趋式微的重要根源。但目前制约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最重要的行政障碍 ,不是市管县的行政区划和行政领导体制 ,而是政府职能转换的滞后。在政府职能转换还远未到位的情况下 ,全面推行“省管县”体制未必能解决市管县体制所面临的问题。     

关于省管县财政体制的若干思考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我国普遍推行市管县行政体制。无论是经济管理权限、财政还是人事制度管理方面,都是实行由省     

滕州冲动拷问市管县体制

对"市管县"、"市管市"的探索与研究,不应仅停留在经济体制和行政管理的层面,还要上升到法律的高度来追根求源强县要求扩权,在全国已屡见不鲜。但基本上是官方行为,老百姓并不十分关注。滕州是一个特例,来自于民间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而官方却没有一点声音。后来赵恒先提起了     

“扩权强县”增强县域经济发展活力

扩权强县是对市管县体制的突破,是实行省直管县体制的必要准备。市场经济体制下行政区和经济区的分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对扩权强县、省直管县提出了强烈要求。扩权强县对于有效维护基层组织和农民利益,降低行政成本,减少行政层级,消除城市虚化泛化现象,促进城市合理布局,统筹城乡发展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