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传媒产业投资战略模式研究(上)

在现代社会,传媒产业具有二重性,即经济属性和政治属性.传媒产业又具有两种功能,即产业功能和宣传功能。传媒产业的经济属性是基础,政治属性是保证,它们之间相辅相承,缺一不可.同传媒产业两种属性和两种功能相适应,在其活动中必须重两种效益,即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根据传媒产业性质和功能的要求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传媒产业投资战略模式应该是:以国家和传媒机构投资为主导,以合资经营和合作经营为基础,以赞助投资为补充的多渠道、多形式的传媒产业投资战略模式。     

对完善我国侦查程序的几点思考

侦查程序是在刑事案件立案后至起诉前收集证据 ,查明案情 ,确定是否起诉的准备程序 ,是刑事诉讼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对于侦查程序而言 ,现代刑事诉讼法学和侦查学所关注的更应是有关如何在侦查中确保犯罪嫌疑人的权利、约束侦查机关的权力、防止滥用国家权力、如何公正、公平执法等。这些问题直接涉及到侦查机关、犯罪嫌疑人、检察机关、法院等各方法律关系问题 ,也因此涉及到侦查模式等问题。然而长期以来 ,侦查程序的研究在学界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从理论来说 ,应从研究侦查程序的对象入手对侦查模式加以论证 ;从实践来说 ,应从侦查权的分配、侦查监督机制完善、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享有辩护委托权、保释制度和救济程序加以构造。     

东莞模式:中国经济走向世界的成功尝试

东莞模式是对东莞经济发展道路的一种概括,主要指东莞充分发挥人缘、地缘、政策优势,以加工贸易为突破口,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迅速实现农村工业化、产业现代化、经济国际化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是一种三赢模式,它不公使东莞赢得了在国际经济中的一席之地,而且使国际资本寻找到了一个低风险、高回报、较稳定的投资场所,同时,更为重要的,这是中国经济走向世界的成功尝试.东莞模式为我国加入WTO中国经济大规模地融入国际经济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新中国婚姻法的成长与苏联模式的影响

新中国婚姻法受苏联影响成为独立于民法的一个法律部门 ,同时 ,婚姻法的原则、理论也深受苏联影响。直至 2 0世纪 80年代后期 ,这种状况开始有所改变 ,我国婚姻法在立法实践和理论上才有了挣脱苏联模式的努力。     

论市场经济与高校师资管理模式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发展,现行以身份管理为主的传统的高校师资管理模式已越来越不能适应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改革,建立一个以岗位管理为主,大力引进竞争与激励机制,以岗定薪,高薪聘任,按劳付酬,加强法制化的新的师资管理模式,成为高校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市场经济与民事诉讼法学的展望(上)

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制定和理论研究，长期来恪守“诉讼义务本位”和“审判权力本位”。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权利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改以“诉讼权利”为本位。对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存在各种理论，主张，我国采取的是“私权保护说”和“私法秩序维持说”的结合。在当前，以纠纷解决为依归的诉讼目的观，更契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并以此目的观为出发，对民事诉讼程序的价值和民事诉讼的基本模式进行重新认识和界定。     

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设置模式探析

国外反垄断执法机构设置模式主要有美国、德国和日本三种模式。这三种模式都具有权威性、独立性、专业性和高效性。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设置存在多头执法、职责重叠等问题。结合我国国情、借鉴国外模式是创新我国反垄断机构设置的一条有效途径。     

我国法院调解制度之比较法探析

调解制度在我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可以说是一直伴随着中华民族的成长而不断向前发展的。现代西方国家所提倡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中，调解被公认和推广为ADR的最重要的途径之一。两相比较之下，可以发现源自我国的西方国家调解制度反过来却在许多方面比我国现行的法院调解制度更为完善，我国法院调解制度面临全方位的改革。     

俄罗斯西伯利亚联邦区推介会暨第11届中俄地区合作研讨会在广州召开

5月22日,俄罗斯西伯利亚联邦区推介会暨第11届中俄地区合作研讨会在广州隆重召开。西伯利亚联邦区推介会系“俄罗斯年”国家级项目之一,中方由外交部和对外友协主办、广东省人民政府承办。对外友协会长、中俄友协会长陈昊苏,广东省常务副省长汤炳权,中俄友协常务副会长刘恕,外交部代表姚培生大使以及广东、广西、湖南、福建等省区有关部门负责人和经贸界人士出席了上述活动。俄联邦委员会副主席梅津采夫、俄总统驻西伯利亚联邦区第一副代表普罗斯佳科夫、俄外交部国际科学文化合作中心副主任萨雷莫夫分别率团来华与会。俄联邦委员会主席米罗…     

中国经济学形成的内在基因——从孙中山、马克思有关论说的特定视角做出的思考

中国经济学形成的内在基因，必须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当中进行探讨。结束中国110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惨痛经历的，不是中国的资本主义，而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中国的资本主义”，同三民主义和“中国法西斯主义”都有一定的联系。大官僚资本的产生和迅速膨胀反映出，当时中国的经济形态已经不能再用费边社的社会主义模式来比照，已经越来越多地添加进资本主义的因素。“中国的社会主叉”以马克思“共产”模式为核心，经由新民主主义走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通过重新解读马克思、孙中山的有关论说，明确“中国的社会主义”始终都要关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共性，还特别需要澄清劳资关系问题．并以“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实践答复“社会主义向何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