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象行政行为公平竞争审查：价值理念、实施困境及适配路径

抽象行政行为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对市场竞争具有双重效应。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公平竞争审查是抑制其消极效应的重要工具，也是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抽象行政行为的公平竞争审查必须遵循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尊重与保障人权、协调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价值理念。当前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公平竞争审查存在着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审查权的配置不科学、激励与约束机制不健全的困境，亟须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构建激励与约束机制以及培育竞争文化，促进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     

论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司法适用与立法完善——基于醉驾电动摩托车问题的反思

醉酒驾驶电动摩托车的行为应当受到危险驾驶罪的规制。电动摩托车可定性为刑法意义上的机动车，醉驾电动摩托车的行为人也不缺乏相应的社会危害性认识，将其认定为危险驾驶罪并不违背刑法谦抑性原则。我国现行刑法体系下的危险驾驶罪在司法与立法两个方面都亟待完善。就前者而言，司法机关应当把本罪的认定重心放在主客观方面的审查上而非车辆属性的判断，同时应摆脱抽象危险犯无需具体判断危险的误区，灵活运用刑法第十三条“但书”条款。交警部门应破除唯酒精论的执法方式，检察机关应对案件进行综合判断，落实好审查不起诉制度。就后者而言，可以通过出台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机动车概念，填补制度漏洞，同时可以通过设置行政前置与改造为具体危险犯的方式完善危险驾驶罪，贯彻实现刑法谦抑性，充分发挥刑法社会治理效能。     

醉酒驾驶犯罪之证明

醉酒驾驶的抽象危险犯立法设计,可以有效保护法益和减轻举证困难,但也面临"不当扩大刑法的处罚范围"的质疑。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在司法实务中正确理解和适用醉酒驾驶的证明标准。醉酒固然要依血液酒精含量值来断定,但这并非是证明醉酒驾驶的唯一证据,还应借助情况证据来增强证明醉酒驾驶危险的证明力。对醉酒驾驶刑事处罚范围的限制可从抽象危险犯的证明标准入手,允许反证来排除刑事责任,并通过将醉酒驾驶危险的层次具体化来限制入罪条件和处理好其与相关犯罪的关系。     

论我国违宪审查制度中的检察权

在违宪审查采取权力机关审查的模式之下,赋予检察机关协助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行使宪法监督权,既是权力制衡的需要,也有利于解决法律违宪问题得不到真正落实以及宪法制裁措施的制裁性较弱的症结.检察权介入违宪审查,是吸收一般监督理论合理内核后对我国检察权权能的新配置.     

抽象危险犯：识别、分类与判断

有关抽象危险犯的讨论以正确区分抽象危险犯与实害犯、具体危险犯为前提。对于危险犯的分类，应当以我国刑法分则的规定为依据，不宜照搬国外的概念；不必在具体危险犯与抽象危险犯之外增加第三种危险犯的概念，但需要注重抽象危险犯的内部差异性，进而就抽象危险犯进行再分类；根据我国刑法分则的规定，可以将抽象危险犯区分为接近实害型、紧迫危险型、普通型、累积型与预备型；对后三类抽象危险犯应适当限制其成立范围。就具体危险犯而言，司法人员在任何案件中都应当正面判断行为是否造成了具体危险；就抽象危险犯而言，司法人员需要在少数案件中反面判断行为是否没有造成抽象危险，从而将不存在抽象危险的行为排除在犯罪之外。     

法条主义与刑法解释中的实质判断——以赵春华持枪案为例的分析

天津赵春华案的判决凸显的是对刑法条文的形式理解与实质判断之间的紧张，仅在量刑阶段进行实质考量的做法并不合理。就赵春华案及类似案件而言，现有的四种去罪化的解决方案均存在不足之处。立足于解释论，通过对非法持有枪支罪中枪支、持有与抽象危险的要素做限制性解释，是更为理想的解决路径。对涉枪罪名中的枪支概念宜做不同于行政法上的枪支的理解，这在法教义学上存在充分的理由与根据；同时，基于持有型犯罪的特殊性，对持有与抽象危险这两个要素均应做严格的限定。赵春华案所折射的法条主义现象，其方法论上的缺陷在于，对理解与适用相关的罪刑规范时置实质的价值判断于不顾。要走出法条主义的困境，司法者应当注重发挥刑法解释的功能，对实质的价值判断保持必要的敏感，同时掌握与学会运用各种解释技术，尤其是目的解释与体系解释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