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实力”陷阱下当代中国外交的路径选择

权力是政治学的核心概念,权力概念在发展过程中衍生出了硬权力、软权力和某种程度上两者相结合的"巧实力"。权力概念的变化反映了国际格局和世界力量对比的深刻变革,而"锐实力"更是某些西方国家基于对自身实力相对下降及权力转移的深刻担忧而创造出的带有明显价值判断色彩的西方中心主义词语。西方国家试图延缓中国的快速发展,给中国创造了"语境陷阱"。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应积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顺应和平、发展、合作的历史潮流,积极主动掌握话语权,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孕育的"睿实力"和开放包容的心态,破除"锐实力"的负面影响,加快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步伐。     

知识结构的塑造——当代中国司法研究的学术史考察

司法研究是贯穿近40年法学学术研究的重要线索。通过对人民法院组织机构变化的梳理以及司法研究中学术话语流变的考察,得以展示知识—司法实践关系的双向互动。这一互动机制的研究对解决当下法学研究以及司法实践中的问题有着正本清源的作用。同时,司法研究的学术史考察为法学研究者提供了背景素材,加深了其对本领域问题的理解。     

关于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思考

虽然党中央提出国有企业要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要求已经多年了，但时至今日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进得并不是很顺畅，原因在于对于国有企业为什么要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改革要达到什么目的、如何进行改革等问题没有达成共识。厘清这些问题，有助于达成改革共识、明确改革目的、汇聚改革力量。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是经济原因、法制原因和政治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要达到的目的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目的在于促进国资民资互补共进、共同发展，提高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混合所有制企业在遵循公司治理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通过构建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建设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有助于实现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的。     

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路径探索——以江西省德兴市为例

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加快推动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发展,不仅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更是加快经济发展新旧动能转变、培育新动能的必然选择。资源型城市转型是世界性课题。文章以典型资源型城市——江西省德兴市为例,对德兴市在经济转型上遇到的问题、面对的困难、采取的对策进行了分析。     

何以“松绑”:社区减负的路径探索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社区负担日益繁重已成为社会治理的一大难题。推进社区减负既是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前提,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必然要求。社区负担重一方面是由于基层治理条块关系中各主体的职责不清,另一方面源于民众日益增长的利益诉求与社区有限资源之间的矛盾。因此,为确保社区减负切实落地,需要从"加强社区党建""优化管理体系""配好工作人员"等三个维度切入,探索出一条科学有效的减负路径。     

国家政治安全视角下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管理路径

国家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处于国家安全体系中的至高层次和根本地位。境外非政府组织作为在境外成立的非营利、非政府社会组织,选择在开放的中国开展活动,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部分境外非政府组织来华活动动机不纯,企图传播西方政治理念,开展影响我国政治安全的活动。新时期,防治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活动,必须进一步完善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律法规,把好"合法性准入"关,做好资金管控工作,健全监督管理协调机制,构建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完整信息数据库和大数据预测预警分析平台,最终实现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的规范化发展,确保国家政治安全。     

刑事个案正义：价值、困境及实现路径

时代发展与技术革新给刑事法治带来巨大挑战,刑事个案正义作为一项司法理念有必要加以重申。从内涵上看,刑事个案正义强调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中事实要素和价值要素的双重符合,是特定人群在现阶段普遍正义理念下的共识重叠,因而是一种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有机统一,能够起到保障人权、优化司法体制、回应新时期社会治理需要等积极效果。但由于刑事立法中抽象危险犯、不作为犯等罪名的数量不断增加,刑事司法的机械化倾向以及刑法向"社会治理法"的转变存在潜在风险等因素的制约,目前我国刑事个案正义的实现陷入困境。未来可以从坚持刑法谦抑性、警惕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秉持实质刑法观、严格落实"形式入罪、实质出罪"的刑事司法标准,发展行刑社会化等方面入手,充分实现刑事个案正义的应有价值。     

"试点"的理论实践及其当代价值

"变"贯穿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总过程中,是当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显著特征和鲜明主题。中国社会取得的变革与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基于广泛的改革试验逐渐积累起来的。当代中国的"试点",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体现了合法性、规范性、灵活性、整体性相统一的中国逻辑,既是实践创新的表现形式,也是理论创新的客观载体。试点在中国成功应用的意义已经超出了改革形式本身,立足试点的中国经验、重构中国的改革理论同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