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法两尽”抑或是“利益平衡”?

情法两尽作为中国传统司法的习惯表达,在古代判牍中十分常见。但是,由于对律法的遵从仅仅来自官僚机制的脆弱约束,情法两尽的理想在遭遇现实的情法冲突之后,往往呈现出以情曲法的面貌。同时,由于情理本身的变动不居和缺乏基点,酌情实际上是一种模糊表达。归根结底,所谓情法两尽,与其说是在平衡情理与律例,还不如说是在进行利益的分配与考量。     

论明清律对日本法的影响

作为中华法系后期代表的明清律,对周边各国产生了很大影响。日本自德川幕府中期(18世纪初)开始重视研究明清律,直到明治维新后的较长时期,明清律的影响犹存,它对日本法制发展的作用应重新审视。     

明清乡村生态资源管理规约及其现代价值

明清时期，乡村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生态资源压力。乡村社会素有诉诸乡规民约开展自治的历史传统，乡村生态资源管理规约也由此生成。乡村生态资源管理规约主张协力同办、共育共治资源，公平严切、和谐共享资源，以时节取、严行保护资源，追求人与人团结共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实践路径上，乡村生态资源管理规约以一定地域的乡村民众尤其是民众组织或群体为主体，以内部精英为主导与核心，以成员的共同认可、自觉遵守为基础，以官方意志和力量的介入为重要时代特征。当前，乡村生态资源管理规约可以为乡村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提供地方性传统知识和规则惯习的补充与支撑。     

明清时期中国的内在活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底蕴再认识

中国历史上的明清时期，往往被视为发展停滞的时代。这种认识忽视了明清时期发展的一面，忽视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文化底蕴。事实上，与同一时期的欧洲社会相比，明清时期并不是“文明洼地”。明清时期，官僚政治达到了一个较为平衡的状态，财政机制得到了合理化改革，民生体系的建设较有成效；在经济方面，市场经济与同时期欧洲的发展水平相当，本土经济中生发了早期工业化，对外贸易卷入世界体系之中；在思想观念变动方面，批判封建专制的启蒙思想开始兴起，学术民间化、专业化促进了学术思想的发展，关注社会现实的经世思潮构成了学术与政治互动的内在动力，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文化底蕴。     

天下一家与中外有别：明清朝贡体制下的“华夷中外”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话语体系，且有主次之分。从互动视角看，明清朝贡体制下的“天下—中国—四夷”叙事模式，既承之传统又与世推移，其间蕴含国家意识的“中外”话语与以“天下共主”自居的“华夷”话语彼此消长，地理中国、疆域中国的意识亦通过与朝鲜、安南的边界交涉和勘界划界而日益凸显。至乾隆中叶，随着清朝疆域的基本固定，以往文化上的华夷分界遂让位于地理界限相对明确的中外分界。不仅如此，在“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天下意识里，是否对外用兵以对朝贡国行匡危扶倾的君臣道义，又不得不面临义理与时势的调和问题。明清两朝均曾以“兴灭继绝”为由出兵安南，不过与明朝相比，清朝在理念上有从“兴灭继绝”转变为天命论的话语逻辑，以使义理与时势若合符节。值得玩味的是，在东亚文化圈中，朝鲜、越南等国的中华认同亦包括源自超越了国家的天下意识，这是西方近代的民族国家话语所难以阐释的。     

论明清士绅研究的演进脉络——兼谈从“富民”观察“士绅”的重要意义

近80年以来的明清士绅研究，或将士绅的身份与官僚制、土地占有形态及相应生产关系相结合，形成国家统治论、乡绅土地所有论和乡绅支配论；或将士绅的身份与基层社会、地方民众相结合，形成双轨政治论、真空填补论和家乡情结论；或从社会阶层流动的角度观察士绅阶层的兴起、持续与衰落过程及其与国家、社会的关系；或将士绅等精英群体与特定“场”或“场域”相结合，形成地域社会论和地方策略等场域精英论。这些研究呈现出从国家、社会到地域，从身份论转向功能论，以及从政策决定到资源策略等研究视角、研究取向、研究逻辑的变化。而从“富民”观察“士绅”,有利于从宋元明清的整体性、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和经济因素的基础性作用来揭示明清士绅的社会属性，避免以往研究对于地域性、身份性和策略性等因素的过分偏向。     

船山诗学“情”范畴对明清尚情传统的批判继承

王夫之针对清初颓靡的士风与诗风，以理学为基础，继承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的传统，结合心学的时代思潮，对传统诗学“诗言志”“诗缘情”的抒情传统和明清诗学中的尚情传统进行了重新梳理。他主张情志合一，认为只有“贞志”“大欲”“公意”可入诗，并细致区分了四种不同层次的“意”,提出了“俱不在意”和“不得以名言之理相求”的原创性命题。王夫之融合“志”“欲”“意”“理”“势”,构建了废虚返实的诗学精神和以主情崇正为主要特征的审美情感论。船山诗学中的“情”范畴与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的人民性具有理论的契合点，其诗学范式、方法、格局和境界对当代文学理论的建构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