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论皎然的“境”与“意”

唐代诗僧皎然的诗学思想其论述范围之广、探讨问题之细致都远远超过当时纷繁驳杂的诗格类著作的水平。其对于“境”与“意”的精准阐述在中国传统诗学史上影响深远。此种对“境”与“意”的分别论述更为清晰地显示出禅、玄理论对中国传统诗学理论的生发意义,并进一步呈现出中国诗学中意境理论的初始状态。分别考察皎然的“境”、“意”理论可以一窥唐代诗学,乃至中国传统诗学的若干特征。     

论大学生知、情、意三维挫折教育模式的构建与实施

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L10DZZ055）理论研究成果：大学生“知、情、意”三维挫折教育，不是单纯内容架构上“知、情、意”合一的教育，更是在模式构建上“知、情、意”有机统一的教育。要有效开展好挫折教育，我们应该在充分解读“知、情、意”教育内容的基础上，以“全面…‘协调”“可持续”为基点来构建大学生“知、情、意”三维挫折教育模式，并在实施的过程中，坚持认知与训练相结合、价值引导与自主构建相结合、预防性教育与补偿性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先秦儒家视域中的“理”与“欲”

“理欲之辩”是中国哲学史、伦理思想史上重要内容之一。2000多年来，思想家们在理欲关系上是非争鸣。以孔孟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学者，在“理”与“欲”的问题上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提出的“欲而逾矩”、“以礼节欲”等思想，不仅是后世“理欲之辩”的理论基础，对于解决困扰现代社会的人贪欲过重的问题，也是一个深刻的启示。     

“通情”才能“达理”

中国有句成语叫“通情达理”。在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实施再就业工程这一政策性很强的工作中,我们觉得很是用得上这一成语。 这里,“通情”是前提,是基础,“情通理方至,情阻理难达”。各级组织、领导,只有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让职工“通情”“同情”,才能“达理”,才能道理上明白、行动上爽快地接受。 而欲做到“通情”,根据一些地方、企业的实践,重要的工作在于三个方面: 一是政策交底。要让广大职工心里明白“为什么要下岗、哪些人下岗、下岗以后怎么办,待遇怎么样、     

“志”“情”之辨及其“表现”向度

学术界对“诗言志”与“诗缘情”进行过较为深入的研究，但很少从“表现”的角度对它们研究。所谓“表现”，一般指艺术家运用艺术手段直接表达自己的情感体验和审美理想，理性的、情感的因素比较显著。如果从“表现”层面来研究文艺理论范畴或命题，则主要指“偏于自我表现”的内涵。本文在辨别“情”“志”的基础上从中国古典美学“表现”的视角对“诗言志”与“诗缘情”作了进一步研究。     

宋人罕言比兴论

比兴是中国古代诗学思想的核心。感物兴情,发而为诗,是唐代以前诗人共同遵循的作诗原则。但宋代诗歌却少用比兴,这与他们主＂务内之学＂、强调＂以意为主＂、重视＂学人之诗＂、追求平淡诗风等有密切关系。但宋人诗学并非罕言比兴,且将比兴手法大量运用于词中。     

陈子龙《庄周论》篇辨析

陈子龙的《庄周论》表现出对乱世之民怨毒之情的深切体察,同时又强调“怨”必归于圣贤之教方可谓之“善怨”。这些超越传统偏见而向“诗”、“庄”原始经义的回归又与他诗学观念中力返风雅的主张相一致。     

“以意逆志”的现代重构

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发展历程中，孟子提出的“以意逆志”论，对后世的文学鉴赏和批评理论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孟子·万章冲，孟子指出：“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他主张鉴赏或评论文学作品，不应割裂辞句，或拘泥于字面意义而歪曲诗的本义，而应从整体上来体会和把握诗人的思想感情。孟子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第一次建构起了鉴赏论和批评论的骨架。然而，对孟子的“以意逆志”说，后世人的理解部分歧很大，焦点集中在对“意”与“志”关系的解释上：“意’倒底是“说诗者”的意，还是“作诗者”的意？“以意…     

晚唐诗·新月诗·朦胧诗--试论中国诗语"意"、"象"的非一致性特征

晚唐诗以“意”、“象”的不确定性带来了诗歌艺术的朦胧之美 ,开创了中国诗歌创作的另一境界。 2 0世纪初的新月诗在形式上与晚唐诗有极大不同 ,可诗的“境”、“意”的非一致性仍是主要的特征。 2 0世纪末的朦胧诗 ,更加努力加大“意”、“象”的这种距离感 ,以增加诗的多元和多层次性 ,更具有一种立体解读的要求。     

论王船山的诗歌情致标准

王船山用朴素的唯物主义美学思想指导诗歌理论研究和诗歌批判活动,在广泛考察诗歌现象的基础上,概括地提出了诗歌的情致标准。这个标准,包括了主情和情正辩证统一的两个方面,是他鉴赏和批评诗歌的主要尺度。本文拟对此作点分析和探讨。情是诗歌的基本要素,论诗,离不开情。王船山说:“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①这里所说的“意”,着重指的是诗歌内容中的情,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情意”。以意为主,也就是以情为主。     

毛泽东的诗歌本质观:诗言志

毛泽东一贯主张诗言志,还用诗是否言志作为评价诗人和诗作的重要标准。“诗言志”是中国诗学理论的奠基石。对“志”的不同理解构成我国不同历史时代的诗歌理论的核心内容。“言志”说、“缘情”说和“情志统一”说就构成为我国诗歌的几种基本倾向。毛泽东对“志”的理解是宽泛的。“诗言志”使毛泽东诗词具有深刻丰厚的内容,正如诗人本人的胸怀一样——精深博大,天地万物之精灵融入其中。     

“诗史”意识于明清文学之特质

“五经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恶，示训戒。善可为训者，特存其迹以示法；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其奸。”这种种对经史学说的论述直接导致了明清“诗史”意识的形成。于是，以诗代史的“诗史”观便成了当时士人的普遍追求。这既是“天地间无非史而已”史观的延伸，亦是易代之际特定时空的产物。而后，“诗史”观内涵的深化，使得诗与史的文体界限被打破，出现了诗学与叙事彼此交融的趋势。尽管这种交融并没有在根本上影响诗、史分家的传统，但诗学与叙事之间呈现出的良好互动，使得明清文学呈现出崭新的特色。     

孔子的诗教：《诗》教何以成为一种教化

《诗》是孔子所编订的文本之一，在后来儒家的传统中形成了一种“诗教”传统。在此就需要讨论一个问题，孔子的《诗》教何以成为一种教化。这里核心在于《诗》的本质与教化是否一致。教化是这样一个过程，即是化单一为普遍的过程。而就《诗》而言，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情”，即诗咏情；二是“言”，所谓“不学《诗》，无以言”；三是“思”，即是《诗经》中所蕴含的“微言大义”。在诗之“情”中，有作为单一物的“情欲”“情绪”，以及作为普遍物的真情。《诗》通过对情欲和情绪的扬弃，使学者对“天涯共此情”的真情进行把握，从而化掉了单一的方面，获得了普遍性的规定。就“言”的方面，《诗》通过优美的语言促使单一的对象从个体之域走向公共之域，成为普遍物。而“思”则是以“喻”的方式，主要是主体的领悟和阐释，使得“道”向主体自身敞开，这就使得处于幽暗的直接性之中的“道”走向了现实的普遍性，在主体的“思”中澄明和彰显。由此可以看出《诗》本身就具有教化的本质。     

《风骚旨格》与齐己的诗歌创作——诗格与诗歌创作的个案考察之一

对诗格著作个体在诗格中阐述的诗学思想与其诗歌创作实践关系的探讨是探索诗格与诗歌创作关系的基础。本文以齐己为考察个案，通过《风骚旨格》“诗有三格”诗学思想的解析、《风骚旨格》引诗所见齐己的诗学追求、《风骚旨格》所见齐己的诗禅世界、诗艺的多方面探索与实践四个方面探索了《风骚旨格》与齐己诗歌创作的关系。     

队伍管理“三字经”：法·理·情

队伍管理“三字经”：法·理·情姜云彪辽宁省大连市公安局甘井子分局，是全国优秀公安局、他们在队伍管理方面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不仅有力促进了公安队伍的全面建设，而且推动了各项工作的开展。这套管理办法可归纳为三个字：法、理、情。苦心立“法”，正规管理...     

中国新诗审美视点的对话与重建

审美视点是诗人创作的起点，也应该是理论阐释的起点。“新诗二次革命”最深刻的命题之一就是要在诗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上展开对话与重建。诗人把握现实的方式不同，会让我们看到不同的世界，形成不同的话语，创造出不同的艺术形式。中国传统诗歌的审美视点是独特的以物观物、’神与物游的观物感物方式和表达策略。中国新诗的审美视点是“以我观物”。由自我表现走向审美体验，以心观物，以心观心，化心为物，从而打通与中国传统诗学的隔膜，回应现代西方诗学的发展的潮音，是时代赋予21世纪中国新诗的使命。     

毛泽东的“两结合说”与“西方文论中国化”

比较毛泽东与高尔基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之说，前者属于中国文论传统的意象话语，体现为立足“言-象-意”之辨的“言-不言-言不言”与“情（物）-物（情）-情物”文艺言说方式，及其“正-对-合”三元谱系结构，后者属于西方文论传统的形象话语，体现为立足“言-意”之辨的“言-在”与“主-客”文艺言说方式，及其“正-反”二元体系结构。毛泽东移植高尔基“两结合说”，解构其二元体系结构而纳入中国文论传统的三元谱系结构，体现其潜意识的“西方文论中国化”意愿。     

理性的异化和异化的理性

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理”的概念既具有对象属性的含义，又具有主体活动的含义。一方面，如《庄子·天下篇》所谓：“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①王夫之所谓“理者，天所昭著之秩序也”，②指的都是对象的特定属性，即事物的条理、法则，亦即事物的有秩序性和必然性。另一方面，就“理”的本源而论，“理”指的是玉，未理之玉被称之为“璞”，“理”是对“璞”的剖析、琢磨。从哲学的意义上说，“理”的这两个方面的含义是相一致的。因为正是由于万物皆有其“理”，人才能认识到这种．“理”，并以自己的活动加以剖析，使之得以显现。     

情老

情，先老了，再逝去，谁也不会伤心难过。“问情是何物”的“情”，历来不知有多少形容词和它结合在一起，最喜欢的一个结合是“情老”。     

王夫之论鬼神

一、鬼神是气中之理 王夫之有不少承认鬼神存在的言论,如果我们的研究到此为止,那么,对王夫之作出有神论的结论是再容易不过了。但是,我们必须进一步提出问题:王夫之所谈的鬼神是一种什么东西? 对于这个问题,王夫之在其早期著作《周易外传》中,已经有了明确的回答: “在天为理,而理之未丽于实则为神,理之已返于虚则为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