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未成年人看见正义——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加强对未成年人权利保护的思考

我国已陆续颁布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下简称“两法”），公安部、最高检、最高法也各自制定了公、检、法机关在办理涉及未成年人犯罪时的办案规则和审案规定，但未成年人的权利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还是不能得到很好的保障，本文试结合笔者的办案体会提出一些设想，以期能引起大家的共鸣。     

穿越迷雾的“知情权利”

复杂的医学，在医生和患者之间矗起一座很难逾越的高墙。长久以来，医生说什么患者就得听什么，形成绝对的权力。医院与患者，权力与权利的交锋。     

信息技术的发展与隐私权的保护

隐私道德基础的关键是控制有关自己信息的权利。而恰恰是这种权力在数字技术进步的过程中处于最危险的境地。从这一起点出发 ,我们可以把原有的只具有消极权利特征的隐私权设计为具有积极权利特征的隐私权 ,对隐私权的保护不再仅依靠侵权法的事后救济 ,而应赋予当事人将个人信息视为个人财富而与欲获取信息者进行谈判的能力。     

论义务及其与权利的本质关系

界定法律义务不能孤立地就义务谈义务,而要从权利与义务的整个关系链条、从法的整体上去把握。法律义务是一种法定约束;权利一经法定,就是对权利的范围与自由度做出规限,即隐含着不得超越界限的义务。权利与义务是构成法的统一体,这同说“权利义务是统一的”的命题有所区别。后者只是说明二者自身相互依存,对立统一;前一命题则突出权利与义务是法和法律的整体构成上的两个必具元素,舍一不可。就法的本体而言,不能单纯以权利或义务为本位,权利义务都属于法的本质范畴,它们之间是本质内容与本质形式的关系。     

多数决策原则的困境与救济

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作为古老的决策规则,一直作用于人类的政治文明。近代以来,人们在民主政治实践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多数原则同样具有内在的缺陷而会陷入实行的困境。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实践可以使多数决策原则得到救济而走出困境:保护少数人的权利,完善宪法规则体系;合理配置政治资源,消除“多数”与“少数”的累积性不平等;构建开放的政治决策体制,形塑协商民主的政治决策模式,营造妥协-宽容的政治文化氛围,促进“多数”与“少数”的合作。     

宪法不应该规定什么

作为一部可实施的基本法,宪法的基本性质决定了它只能规定某些方面的内容,而不可能也不应该面面俱到:作为社会的基本契约,宪法不是普通的法律,因而不应该规定公民义务;宪法不是国家政策,因而不应该规定经济制度的细节;宪法不是政治纲领,因而不应该规定太多积极权利。只有在清除这些文本障碍之后,中国宪法才可能顺利获得实施。     

珍惜生命，尊重平等的生命权利

“生命小康”意味着什么?窃以为,首先意味着生命的质量,意味着生命权利的平等。古人对生命寄予的理想是:“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生产力低下的条件下,生命质量的标准尽管不高,而对生命权利的平等诉求却一以贯之。人来到这世上只能是一次,且生命的流程是单向的,过去了的不复再来。生老病死,逝者如斯。生命不仅表现为华贵,也表现为琐碎,不仅存在于富裕,也存在于贫穷。珍惜生命,就像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珍惜他人的生命;尊重生命的权利,就像尊重自己的生命权…     

权利冲突的法哲学思考

权利冲突现象是近几年颇受关注的法学问题。对其进行深刻的理论研究,对于如何正确配置冲突权利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在分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法哲学的方法探讨了权利冲突的概念、类型和权利冲突形成的原因。以期对中国当代法制建设中权利冲突的立法和司法配置有所帮助。     

人权的分析: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

“人权”概念以“权利”概念为基础,权利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交换关系的体现,“人权”概念也有广、狭多种含义“权利”和“人权”的观念起源于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形成于阶级分化和人权的“异化”。应当区分人权的“应然”、“实然”和“法然”。人权可以分为生命权、经济权、政治权和文化权四大类。人权观念既有其普遍性又有其特殊性,不同的民族、国家或社会可以由于历史和文化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人权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