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治理理念 构建和谐社区——试析社区治理中的居民参与问题

社区治理的主体既包括政府部门,也包括社区自治组织和居民个人。在以往的社区治理模式中,都过分强调政府的作用而忽视了居民个人对社区公共政策的参与,这就造成了当前我国城市社区中居民参与水平低下、参与机制缺乏的状况。因此,采取积极稳妥的政策措施,转变政府治理理念,改进治理模式,全面理顺政府与社区关系,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创造有利条件,大力构建和谐有效的社区治理体系乃是当务之急。     

论法治的社会基础

市民社会是法治的社会基础。自治是市民社会的内在要求,法治需以社会自治为基础。市民社会蕴含的公民意识是法治精神的基础。只有大力推进市民社会建设,才能从根本上实现法治。     

“三学”期刊收益大

近年来,长春市双阳区司法局奢岭司法所真正尝到了组织村调解员及村民“三学”《人民调解》期刊的甜头,他们的做法是——一、培训学奢岭司法所自2004年8月份开始,一直坚持学习和运用《人民调解》期刊的内容,在每次培训时,司法所长做到“六好”:一是选好培训内容。     

勤俭建设新农村：两个“抠门”村官的故事

过日子总得花钱，但是不能瞎花。哪些地方该花，哪些地方不该花，要算笔细账。 于是，他就有了一个外号：“陈老细”，远近闻名。 他实际上叫陈文丰，是辽宁省宽甸满族自治县大川头镇头道沟村村委会主任，管着11个村民小组、367户、1512口人的“大日子”。不可思议的是，他从1980年开始当村长，居然一直当到现在，整整27年，在历次换届选举中都没有被“造掉”。什么原因？ 不光他，还有支书任国库，当了32年村干部，“官龄”更长。同样，乡亲们自始至终都选他。为什么？ 原因在于：他们两个都是精打细算过日子、真心实意维护村民利益的人，从来不乱花集体一分钱。为此，大伙信任他们。 利用好国家政策，调动农民积极性，带领大家增收节支，勤俭建设新农村。有了这样的当家人，头道沟村民的日子能不红火吗？     

自治与法治的协调统一——从长春亚泰案谈行政协会的性质与法律监督

经过二十多年的市场化改革 ,我国出现了如律协、足协、注册会计师协会等具有自治属性的社会组织 ;这些组织具有全体性、自治性和公权力性 ,承担着原由政府部门行使的管理职能 ,成为公共行政的主体。对这些组织既要予以法治监督 ,又要注意保护其行业自治权 ;在司法审查时 ,需要从设置诉前行政救济程序与合理限定司法审查范围等方面防止司法权过度介入其自治权。     

欧盟宪法危机的思考

欧盟宪法危机从本质上看是欧盟各成员国政府之间、成员国国民之间以及成员国国内政治阶层与选民之间在欧洲一体化许多根本性问题（如欧洲一体化问题、社会模式问题、欧盟作为超国家机构问题、欧盟的扩大等问题）上存在分歧。欧盟各国要继续批准宪法程序，除了进一步加快成员国之间的经济交往以外，还必须加强学者之间的交流，争取在重大理论问题上达成共识，为使欧盟宪法早日生效奠定理论基础。     

论地方政府自治的国际法律运动——“法治浙江”建设的宏观思考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国际组织努力推进地方政府自治的国际法律运动,制订或正在制订若干个地方政府自治的国际法律规范。这些国际法律规范均强调了地方政府自治的必要性,规定了地方政府权力配置和行使的基本准则,对于世界各国的地方政府改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我国应密切关注地方政府自治的国际动向,加强地方法治建设。浙江法治建设已具备良好的国际环境,也有着坚实的社会基础,今后应努力促进宪政基础建设,充分领会和认识“法治浙江”建设的基石范畴。     

通过基层自治发展基层民主——来自德国的启示

扩大基层民主,是完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趋势和重要基础。目前,我国以农村村民委员会、城市居民委员会和企业职工代表大会为主要内容的基层民主自治体系还有待不断地丰富和完善。其中,逐步扩大基层地方自治,无疑应当成为丰富和发展我国基层民主自治体系的重要选择之一。历史悠久的德国地方自治制度,其多层次的法律体系,清楚明了的权限和事务划分,运行有序的财政支持体系,规定明确的国家监督手段和措施,值得我国在扩大基层民主自治体系中学习和借鉴。     

关于在村委会选举中引入诉讼救济机制的法律探讨

村民享有选举村委会成员的法定权利,但村委会选举实践中村民选举权利常常受到各种主体的非法侵害,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选举诉讼救济机制的缺位。我国现行法律对村民选举权利救济制度的规定极不完善,应尽快将诉讼机制引入到村委会选举中,加强对村民选举权利的法律保护。     

国家社会化进程中检察机关的历史重任

国家社会化态势在中国呈现得迅猛而广泛,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其动力来自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社会力量的迅速壮大。当下中国面临的突出问题,是经济快速发展所引起的国家与社会的不适应症,表现出明显的管理失控、立法滞后、运行失序等症状。在此进程中,检察机关理应承担更为艰巨的历史重任,用法律监督填充国家社会化留下的监管真空,拓展监督范围以适应社会的需要,不能重国家而轻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