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扩张研究

通过对环境公益诉讼中原告资格的认定和扩张进行全面检视，分析当前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存在的实践困境：社会组织行使环境公益诉权的要求过高、环保行政主管部门缺乏环境公益诉讼资格、公民参与环境公益诉讼未得到支持等，针对性提出明确检察机关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降低社会组织行使环境公益诉权的门槛、赋予环保行政主管部门环境公益诉讼资格、设计公民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程序等相应的立法完善对策，以积极发挥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预设功能和社会效益。     

检察民事公益诉讼适用惩罚性赔偿实务研究——以办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为视角

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在高额的利益追逐下,部分经营者违背当初经营目的,导致消费者权益受到严重的侵害。在对消费者保护的层面而言,传统的私益救济已不能满足市场法治的发展需要。相比之下,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自法律授权以来,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引入,反而能够修正经营者与消费者在市场地位上的失衡,更有效的约束经营者的行为,更广泛的实现对消费者的集体救济。     

着力提升吸引外资水平

2019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稳定和扩大利用外资。外资是江苏开放型经济的重要引擎,在拉动经济增长、推动产业升级、稳定就业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面对新挑战,应主动抓住战略机遇期,加速制度型开放体系建设,着力优化区域内部协作机制和营商环境,提升吸引利用外资水平。打造智慧招商平台,降低外资进入信息成本。拓展区域招商渠道是做好招商引资的有效途径。除已有各类投资促进活动和展会平台,还应利用大数据、数据云、区块链等技术,推进商务信息资源充分整合和深度开发,建立匹配数据开放时代特色的智慧招商平台。     

从清代诉讼费用实况看“讼费高昂”话语的主客观意涵

清代的官员和士大夫们常常声称打官司的费用非常高昂乃至会令人倾家荡产，并强调这主要是由于衙门吏役向当事人肆意需索各种司法陋规所致。但从清代的许多实际案例来看，当时人们的诉讼费用固然不会低，但也并不总是那么高不可攀。大致从道光朝开始，不少地方衙门各自陆续出台了吏役规费章程，试图对吏役们在承办讼案过程中可收取的规费名目及其数额进行某种程度的规范化和标准化。上述做法的成效不能被高估，但也不能被轻视。清代那些关于“讼费高昂”的描述具有一种典型的话语性特征，所呈现的乃是一种表达性现实。它既反映出打官司的费用明显给许多涉讼的普通民众造成经济压力的客观现实性，又潜藏着官员与士大夫们的某些微妙用意，不仅被他们用于建构吏役皆是腐败之辈的整体负面形象，以维护特定的意识形态、利益格局和权力结构，而且还被用来劝阻乃至恐吓民众不可轻易兴讼，进而期望能有助于遏制当时总体上不断扩大的词讼规模。     

普通共同诉讼的权限分配与范围界定

我国普通共同诉讼的实体要件过于单一,限于诉讼标的同一种类;程序要件较为僵硬,要求当事人与法院双重同意。这就使普通共同诉讼在司法实践中较难成立,适用范围比较狭窄,既难以发挥合并审理的诉讼效率功能,也无法承接必要共同诉讼的程序边界。普通共同诉讼的理论重构应当注重权限分配与范围界定。前者须合理协调当事人的程序异议权与法院的程序裁决权,限制合并管辖的适用情形,区分合并管辖与合并审理的不同定位。后者须明确普通共同诉讼与必要共同诉讼的进阶性顺位关系,必要共同诉讼应以合一确定的必要性而非诉讼标的共同为判断标准,普通共同诉讼须以诉讼标的同种且基础事实同种、基础事实同一或基础事实存在牵连关系三者作为合并审理的客观标准。     

让“小站点”成为困难群众帮扶的“大平台”

近年来,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着力构建三级社会工作服务站网络体系,整合政府、社会组织、社工和爱心人士的力量,对困难群众、特殊群体进行立体化帮扶,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作出有益探索。构建体系,培育队伍,明确"谁来帮"。荷塘区积极推动"禾计划"基层社工站建设,构建"区—镇(街道)—村(社区)"三级网络体系。区级层面成立社工总站,积极发挥公益服务中心的作用,孵化培育社会组织,有序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困难群众帮扶。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与司法衔接关键问题探析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的结果及磋商协议的性质是磋商与司法衔接走向的决定性因素。根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应解读为民事性质。由此产生对磋商协议的司法确认和后续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问题,此为磋商与司法衔接的第一重关系。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也有相较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优先性,此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与司法衔接的第二重关系。在这两重关系的框架内,具体衔接过程中如何操作则属需研究的细节问题。     

疫情是一面镜子

今日中国,点滴爱心善意汇成慈善的洪流,民间蕴含极大的社会动员潜力。公益慈善机构在这次防疫济危中同样未缺席,各地的爱心捐赠通过多种渠道向疫情重灾区汇聚。1月27日,杭州市发布公告称,每天的捐赠款物收入和支出情况在《杭州日报》公示,并同步在网站和微信公众号上公布,接受社会监督杭州红会的做法受到广大民众的点赞。相形之下,湖北红会因信息披露被动、反应迟缓、損赠物资发放不及时不到位、分配使用不合理而饱受质疑,相关人员也受到党纪政纪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