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交“朋友”

L县县委书记吴某如实交代收受个体老板胡某40万元贿赂后，如释重负。他稍作停顿后对老纪说：“胡某神通广大，周围很多有背景的朋友。”老纪决定会会这个胡某，固定吴某收受40万元贿赂的证据。     

刑事证据相互印证的合理性与合理限度

证据相互印证是我国刑事证明活动的传统。这一规则虽然难免对于刑事诉讼的效率产生掣肘并仍然难以防止刑事司法错误发生而被人质疑,但是它毕竟反映了事物存在的规律和司法认识的规律,体现了刑事司法的理性主义精神。重要的是正确把握证据相互印证的合理限度,即依据这种相互印证关系能够确认被印证的证据之真实性,能够使案件事实裁判者形成内心确信。公正与效率的同时追求,要求正确合理把握证据相互印证的限度,正确适用证据相互印证的规则。     

中国政法大学成立国内第一家证据科学研究院

日前,国内第一家证据科学研究院在中国政法大学正式成立。5月20日,该校召开隆重的成立庆祝大会。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最高人民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张耕、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司法部副部长郝赤勇、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秦正安以及教育部科技司、社科司,司法部司法鉴定体制改革办公室、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教委、北京市鉴定机构代表、北京市律师协会代表、兄弟高校代表等近百人出席了会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北京市委副书记强卫、司法部、中国人民大学等领导和单位向大会发来贺信,对研究院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肖扬院长…     

民事诉讼中证据认定的假言推理

法官对证据的认定主要是运用逻辑推理方法来解决的。从理论上说，法律本身是人们理性思维的产物．理性思维无法脱离逻辑思维而存在。并且证据之所以能证明案件真实情况是由于证据与要证事实之间存在着逻辑关系，只要厘清这种逻辑关系的性质，就可以按照一定的逻辑规律、规则，从已有的判断推出新的判断，从证据认定达到法律事实的呈现。虽然证据认定的方式存在逻辑推理与经验判断的不同，但必须承认，法官在运用证据证明要证事实时．也不得不受逻辑规律的制约。实践中，假言推理是运用最多的一种逻辑推理形式。法官在证据认定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的都会运用到假言推理这一逻辑推理形式。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国内最大的民营汽车生产经营企业，始建于1986年，经过19年的建设与发展，存汽车、摩托车、汽车发动机、变速器、汽车电子电气及汽车零部件方面取得辉煌业绩，，特别是1997年进入轿车领域以来．凭借灵活的经营机制和持续的自主创新，取得了快速的发展，资产总值超过80亿元，连续三年进入全国企业500强．     

中国国产家电路在何方

势如燃眉的危机首先来自欧洲。欧盟25国于2005年8月13日正式实施《报废电子电气设备指令》,还将于2006年7月1日正式实施《关于在电子电气设备中禁止使用某些有害物质指令》。这两个指令都会明显增加中国家电企业的出口成本,严重影响中国317亿美元家电出口欧盟,不少达不到指令要求的产品会被排斥出欧盟市场。     

刑事再审程序若干问题浅析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刑事审判方式作了较大的修改，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无须再向法院移送全案案卷和所有证据，而只需移送起诉书、证据目录、证人名单、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这是我国刑事诉讼迈向科学化、民主化的标志之一，对维护和促进司法公正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刑事审判方式的这一改革明确了检察机关是追诉犯罪的司法机关及自诉人对犯罪追诉的权利，人民法院只能依据检察机关的公诉及自诉人的自诉来启动审判程序，履行审判职能，而不能主动追诉犯罪。     

当前侦破“一对一”贿赂犯罪的新思路

在受贿案件中,比较普通的是“一对一”的犯罪,根据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只要行、受贿一方不予供认,案件就难以成立,加之这些人有一定职位和比较广泛的关系网,使得“一对一”贿赂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往往成为高智能犯罪,为突破案件增加了难度和阻力,所有这些,仅凭以往的通过查     

解读电子政务与电子政府

电子政务与电子政府是目前电子政务研究领域的两个主要概念。电子政务的重点在于“政务”,即政务的电子化;电子政府的重点则在于“政府”的电子化,意味着政府组织、结构相对于传统政府体制的变革,甚至触及整个政治体系的革新。把握两个概念及其关系的关键在于两者的范围或发展的阶段性。就我国当前而言,推广电子政务实务和使用电子政务概念更具有现实意义。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创新与不足

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出台是我国民事证据制度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该司法解释在我国证据制度的规则体系、价值观念、制度理念、理论学说等方面皆有突出的贡献,对实践和理论研究都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但是,该司法解释依然存在多方面的疏漏———既有立法权限上的缺陷,也有立法技术方面的不当。只有从证据制度的价值体系、事实认定模式以及证据证明的基本原理出发,厘清决定证据具体制度设计的基本理论,避免某些不当观念,才能从整体上建构和完善我国未来的民事证据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