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金融化的风险与对策

我国经济金融化趋势日益显著,主要表现为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不断攀升;金融业利润居高不下;非金融企业涉足金融领域业务增多。适度的金融化能够促进经济发展,而过度的金融化容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产生"金融诅咒"现象,并对制造业等实体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为防范和化解经济金融化风险,需要树立协调发展理念,促进金融与经济良性循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重构互利共生的银企关系;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股权融资比重;加强调控和监管力度,建立预警指标体系。     

南京:“四化”助力未成年人保护服务品质提升

自南京市被民政部确定为全国第二批未成年人社会保护试点地区以来,南京市未保中心积极探索新形势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新思路、新方法、新途径,围绕平台建设、项目引领、专业支撑、社会参与,逐步形成了职能明确、特色鲜明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格局。一、平台化建设,搭建服务载体。     

人工智能犯罪的主体属性及罪刑改革

人工智能犯罪并非"人工智能"本身的犯罪,而是指对人工智能设计、开发、制造、利用过程中"人"的犯罪。要正视人工智能社会化应用中的现实问题,立足刑法的保守性,严格遵守人工智能犯罪化的基本原则,完善人工智能犯罪的罪名体系,强化单位的刑事责任,完善刑事责任形式,重视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的转换。     

建党百年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及经验启示

建党百年来，我们党坚持把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科学解答不同时期的重大时代课题，创造了伟大实践成就，也取得了重大理论成果，把科学社会主义不断推向更高的发展阶段。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始终贯穿着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真理和价值相一致的基本线索。历史经验启示我们，必须始终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实际，坚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党的领导和加强党的建设，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续推向前进，不断开辟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境界。     

“入世与出世”:青年群体网络“圈层化”的困与策

"圈层化"是指青年群体由于价值观而聚合、兴趣点而分众所形成的特征各异的圈层,并在自己认同圈层中进行交流沟通的现象与趋势。青年群体网络"圈层化"往往会造成情感交流与文化发展的隔膜、"标签"自我与主流收编的抵抗、渴望入世与向往出世的矛盾。要破解其入世与出世之困,必须理性看待、合理引导,推动青年群体网络"圈层化"从"圈地自困"到"文化出圈",变"圈圈万重"为"圈层合一",既"理性入世"又"合理出世"。     

扎紧作风建设的“紧箍咒”

2020年1月,浙江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309起,处理406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258人。2月25日,浙江省纪委省监委发布了今年1月全省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有关情况。其中,首次发布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96起;查处的216起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中,违规收送名贵特产和礼品礼金、违规吃喝、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三类问题占比78.2%。     

试论马克思人民主体思想的中国化

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决定者是创造了历史的人民群众。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的人民主体思想,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为公”理念和民本思想中汲取营养,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人民主体思想。它贯穿在社会发展的整个过程之中并成为国家和社会各项事业建设的思想引领。新时代的人民主体思想对于举全国各族人民之力于中国梦的实现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对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共同性问题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浙江省民营企业发展促进条例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优化营商环境,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保障民营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激发民营企业活力和创造力,更好发挥民营企业在推动发展、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和扩大开放等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当代文学转型中的赛伯批评空间——兼谈网络文学的若干特性

上世纪末，以启蒙理性为主导的20世纪中国学，宏观上正经历着向以狂欢精神为主导的新学时期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网络及网络学的流行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作为新兴媒体的网络有可能继报纸之后为日益民间化、边缘化的知识分子提供新的“批评空间”；另一方面，网络学既深受狂欢化的当代学影响，同时由于自身的特性，又强化了这种狂欢化倾向。网络及网络学、狂欢化的当代学以及日益民间化了的知识分子，三将会互为表里，互相推动，形成狂欢化学时代的第一个里程碑，从而对未来学创作的形式、内容、格局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刑法中的典型的法定目的犯--描述、追问与评价

我国刑法中的目的犯可以分为典型的法定目的犯、非典型的法定目的犯和非法定目的犯,本文主要研究典型的法定目的犯问题.对于我国刑法中的典型的法定目的犯笔者进行了全样本的深层次追问,并且在此基础上,给出了对于我国刑法中的典型的法定目的犯之立法的总体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