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社会学视野下的青少年高科技犯罪

从法社会学视角看来，青少年高科技犯罪乃一种不轨行为，其日益增多是与青少年在高科技社会领域所受社会控制的数量、强度及其方式有关。青少年涉足高科技犯罪固然有其个人根源，但差异交往论、标签论、失范论却揭示指出其社会根源所在。青少年高科技犯罪治理须适应高科技发展特点，不断构建与完善相关法律与社会控制模式。     

收取已撤销的“监印费”行为性质认定

[基本案情]被告人杨某,系某税务分局稽征管理科科长,全面负责发票管理工作。2004年前,某税务分局所属户管单位申印税务冠名发票需报经该局稽征管理科审核同意,由其指定印刷单位进行印制。之后,申印税务冠名发票的户管单位将印制款解入税务分局,税务分局扣除10％的冠名发票监督印制费(以下简称“监印费”)后,将余款解入印制单位,印制单位收款后开具发票。税务分局再将发票连同本单位收款凭证,交由申印税务发票的户管单位入账。2004年1月起,某税务分局停止该项收费,由印制单位直接与申印税务冠名发票的户管单位结算印制款。     

家庭教育——青少年行为指导的重要基础

青少年教育包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家庭教育是青少年行为指导的重要基础 ,也是整个教育的基础。家庭教育的关键在于父母的言传身教 ,父母的行为影响青少年行为的形成。没有良好的家庭教育的配合 ,就无法取得学校教育的全面成功     

“九七”后香港司法架构的特点——兼议终审庭的设立对香港司法体制的影响

<正> 为避免司法真空,确保香港社会生活在各个方面的平稳过渡,根据《基本法》的有关规定,香港立法局在1995年7月26日通过了政府提出的《终审庭条例草案》。草案全面规定了终审庭的组成及其运作方式,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①终审法院成立的日期。1997年7月1日设立终审庭,该法院作为香港法院架构中一有机的组成部分,开始运作;②法官的构成比例,终审法院由五名法官组成,首席大法官、3名常设大法官及1名被邀请的非常设香港法官或其它普通法地区适用的法官。香港法官和海外法官的比例为4:1;③终审庭司法管辖权的界定,终审庭除对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无权审理,其它上诉案件均有司法管辖权,在审案期间遇到涉及国家行为的事实问题,须取得行政长官就该问题交出的证明文件,这文件对法院具有约束力;④明确规定英国枢密院与终审庭的过渡交接。任何在1997年6月30日以前已向枢密院提     

高级法官班学员谈《行政诉讼法》的实施

在《行政诉讼法》即将于今年十月一日正式施行之际,中国首届行政法高级法官培训班的部分学员就该法的实施问题举行笔谈。法律的生命在于其实施,本刊将继续发表有关《行政诉讼法》的实施问题的文章,欢迎读者投稿 。     

论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

按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抽象行政行为不能纳入司法审查范围,而规则中对抽象行政WTO行为的司法审查又作了相关规定。为适应国际国内形势的需要,本文结合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以及有关规则分WTO析了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是法制现代化的必然趋势。     

罗某的行为应如何定性处理

罗某系某市民族贸易公司副经理，中共党员。2000年6月，罗某前往某县轻纺公司催要货款。当晚，县轻纺公司经理叶某在某饭店为罗某“接风”后请罗某到歌舞厅唱歌。期间，叶某提出给罗某找一个小姐玩。罗某问：“有漂亮的吗?”叶某说：“没问题”。随后，叶某将歌厅一小姐杨某带到罗某的包厢即离去。罗某问杨某：“你有没有性病?”杨说：“没有。”     

大学生行为塑造的"法宝"——行为强化

在大学生行为塑造过程中教育管理者 ,用正强化手段激发、鼓励、维持好的行为 ,用负强化手段使得大学生的各种不良行为逐渐减弱或消除 ,从而达到高校教育管理的目的。由此可见 ,行为强化是塑造大学生行为的得力“法宝”。强化作为一种心理学的术语是指对有机体 (包括人和动物 )的某种行为 ,通过给予一定的刺激 (如肯定或者否定 ,奖励或者惩罚 )促使这个行为增强或者是减弱甚至消退、激发或者压抑的心理过程 ,叫做强化。强化理论是建立在条件反射理论基础上的 ,即原苏联生理学家巴浦洛夫关于刺激导致反应的理论。例如 ,对一个大学生的志愿者义…     

市场经济条件下基层政府行为转变的几个问题

在当代中国的发展进程中 ,基层政府正在发生一场由传统行为向现代行为转变的伟大革新。这个转变的历史意义极其显著、社会作用极其重大、未来影响极其深远。这个转变始自传统政府行为的变革 ,归于现代政府行为的生成。在传统政府行为的变革中 ,市场经济是主要的导火线 ,它使人们最终地摆脱了传统政府行为的轨道。在现代政府行为的生成中 ,市场经济是基本的催化剂 ,它使人们最终地进入了现代政府行为的轨道。一、基层政府行为目标转变的类别基层政府是按行政层级划分的基层地方政府。这一级政府是直接面向地方居民的政权组织 ,是国家行政管理…     

试论对具体行政行为的附带性审查

民事审判中经常遇到对具体行政行为先行审查问题，由于理论研究对该问题较少涉及，又兼缺少必要而明确的法律规定，导致对该问题认识模糊不清，在程序上做法也不尽一致。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在民事诉讼中对具体行政行为的附带性审查，通过对传统处理方式的批判，进而论证了附带性审查的理论依据、法律依据，并且尝试对附带性审查的范围，即广度和深度作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