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权合理使用的类型化

普遍认为,为适应作品使用的复杂情形,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时应规定合理使用的一般条款。但是,合理使用一般条款的法律适用存在不可预测等局限性。提供详尽的例外清单不仅是大陆法系著作权法传统的延续,也是克服一般条款局限性的内在需要。不同类型的例外清单得到了不同公共政策的支持。依据明确得以承认的公共政策,我国法院不仅对《著作权法》第22条予以扩张或限缩解释,还确认了信息获取、竞争自由、技术发展和促进创作等合理使用的新类型。类型化的研究既为相关立法提供了理论支持,也为司法适用提供了可预期的解释工具。《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案应将这些新类型法定化。     

“双高计划”背景下高职教育类型化发展策略研究

本文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类型化发展现状为研究对象，对“双高计划”高职院校的目标定位、规章制度、体制机制、人才培养、师资队伍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总结出目前高等职业教育类型化发展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实施策略，以期为高等职业教育类型化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论党内法规责任的类型化建构

建构清晰的党内法规责任类型框架，对于推进党内法规责任体系内部的融贯统一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党内法规责任设置存在种类纷繁庞杂、轻重序列模糊以及属种关系不明等缺陷，亟待予以完善。为此，有必要运用类型化思维，以党内法规责任蕴含的制裁性、回溯性和威慑性为判别要素，对诸多党内法规措施进行甄别，将不符合识别标准的措施予以排除，从而厘定党内法规责任类型化的对象范围。在此基础上，增设警示处理党内法规责任类型，最终建立起党内法规责任的三大类型，即警示处理、组织处理、纪律处分，从而为破解当前党内法规责任设置不统一问题提供路径参考，也为党内法规责任体系的完善提供基本范畴支撑。     

从系统论的观点看《唐律疏议》

一百年前,孙中山先生担任临时大总统的中华民国在南京成立,中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随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中国学习西方法治的探索迈出了重要一步。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在法治道路上摸索前进,在这一进程中,法律传承已成为与法律移植并重的重要面向。接续传统以更好地走向未来,则逐渐得到了更多认同。为此,本刊特约请武树臣教授和徐爱国教授撰稿剖析中华法系的成因与发展历程,解读现代中国法律思想的渊源,并汇集青年学者关于传统法律研究的最新成果组成专题,以期推动对一百年来法治探索和几千年传统法律文明的讨论。     

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

检察行政公益诉讼有三大理论基础.一是分权制衡原理,目的是防止暴政与腐败、保护公民自由,表现为议会主权、职能分工、配合制约、程序尊让的具体要求.二是公益有限原理,目的是明确检察机关代表和维护公共利益的范围,主要标准是外在客观实在利益与内在主观公共意志的统一、内容合理性与过程正当性的统一以及形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的统一,检察政策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灵活调整.三是诉讼类型化原理,据此对检察行政公益诉讼进行细致的分类,以便发现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的特殊性.     

对我国刑法“类型化”不足之思考

我国法学方法论的研究还处于萌芽,＂类型化＂是法学方法论的重要内容,当抽象——一般概念及其逻辑体系不足以掌握某生活现象或意义脉络的多样表现形态时,使用的补助思维形式就是＂类型＂。用＂类型化＂思维方式反观我国刑法典的规定,至少存在刑法的罪名取定缺乏彰显类型化之不足、类型与类型之间横向衔接不紧密、母类型纵向再类型化的过程中子类型要素存在差异、类型化过细的问题以及部分类型的开放性不够等五个方面的问题。     

金融创新中的非典型担保类型化探讨

金融创新中存在大量通过合同安排构建的非典型担保，其“非典型”表现为既未被《民法典》通过担保体系直接吸收，又未被确认为有名合同，其构成、特征、效力都源于合同约定而非法律规定的“非法定性”。这样可以降低担保制度的约束，更加贴合金融创新对于交易安全、交易效率和风险可评估性的制度需求。《民法典》对担保合同包括“其他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的兜底性规定，为非典型担保提供与担保制度衔接的规范路径，但担保制度法定性构建的逻辑自洽的闭环与非典型担保约定性形成的开放空间之间无法重合。根据现行担保法体系对这些在金融创新中出现的非典型担保的兼容性差异，可以将其划分为规则突破型、规则规避型、规则补充型等三种类型，这种类型化的研究能够为非典型担保的系统研究提供体系性框架，实现对不同类型的非典型担保的正确对待。     

证券监管规章影响合同效力中的公序良俗通道分析——以“公司上市挂牌中的对赌抽屉协议”效力为例

限制公法对私法自治的介入是近代以来的民法共识。随着我国《民法典》的正式实施和《九民纪要》对民商事审判规则的统一，在进一步尊重民事法律行为意思自治原则的基础上，确定了行政规章通过公序良俗原则通道影响民商事法律行为效力的规则，且主要集中在以证券行业为代表的金融领域。但是在近年来的司法实践中，对于适用公序良俗原则的边界出现了割裂。以公司上市挂牌中的对赌抽屉协议的效力为例，违反了证券监管规章的具体规定或原则是否构成“违反金融安全、市场秩序”等公序良俗原则的边界模糊，导致判定合同效力的裁判案例中出现了结果两极化的现状。我国在此领域暂未形成类型化的审判规范，对于监管规章未列明禁止的情形要审慎突破民商事合同的形式审查，为证券行业创新发展留有空间。     

控股股东信义义务的理论反思与类型化

我国学界多数意见主张公司法应构建控股股东的信义义务，但既有研究尚未澄清其内涵和外延。在内涵上，控股股东信义义务是填补“公司合同”漏洞的法律技术，旨在赋予法官在个案中的裁量权，将公平、正义和良心等人类社会共同价值准则引入公司法，以应对控股股东在公司治理中引发的各类问题。在外延上，根据权利义务相统一原则，依行使权利/职权的不同，可将控股股东信义义务分为行使股东会职权时的专属信义义务、行使董事会职权时的董事信义义务和出售控制权时的特殊信义义务三类。如此划分，能够恰当协调控股股东作为股东有权追求“私益”与作为全体股东受托人须为“共益”服务之间的冲突。     

证成与规范：地方政府生态修复责任论纲

生态修复是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内容。实践中，生态修复责任的追究主要通过司法方式和行政执法方式。前者包括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政府提起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后者包括行政责令和行政代履行。上述方式重点在于追究生态环境损害行为人的责任，而相对忽视了政府所应承担的生态修复责任，不尽符合政府第二性环境责任(义务)的要求，亟待确认并系统构建政府生态修复责任。落实政府生态修复责任的规范路径，需以“生态修复”为中心，在环境法典的“生态环境责任编”中加以专门规定，形成以修复责任为中心的环境法责任与以政务处分为中心的相关法责任并存的政府环境责任总体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