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网络文学中被消解的作者

网络文学步入一个繁华的时代,但网络文学作者的主体性正面临被消解的危险。资本的介入,改变了网络文学的生态;类型化的写作,谕示着网络文学写作创新力的衰微;文学写作标准的降低,则是网络文学作者写作空间被挤压的重要证明。网络文学所代表的文学大众化,或许并不值得我们欢呼。     

“商人”的类型化思考

为了实现商事活动的法治化,对商人内涵予以界定是必要的.由于商人在现实生活中复杂的表现形式,如果在立法时将“商人”作为一个抽象概念,则难免会遭遇涵摄不能的立法困境；这就需要我们在抽象概念之外再探讨其他适宜的法学方法论.以类型化的方法对“商人”予以界定不仅必要而且可行.商人应当指依法登记的各类商事组织及个体工商户,以及虽未登记,但具有其他商人要素的人；其他商人要素包括使第三人善意信赖、开展营业、从事商行为等.商人要素的判断应以商事法律适用的必要为前提.     

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适用边界

最高法院在“海带配额”一案中将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构成解释为三要件并提出“经济人的伦理标准”，呈现出一般条款适用的客观化和商业道德的法律化，具体案件的审理中又积累了“主观故意”、“知名度”等因素对这一标准和义务的违反进行判断，促进了一般条款的具体化。由于单个消费者和消费者协会在诉权上的限制，我国涉及一般条款的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主要集中在“不当利用他人劳动成果”的案例类型，进一步挖掘其他案件类型并予以类型化对一般条款的具体化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制深有意义。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原告资格问题研究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了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作为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司法救济途径。但现行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中关于原告资格的认定存在瑕疵,导致了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的困境。本文梳理《行政诉讼法》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将原告资格问题总结为缺乏制度基础,标准设置模糊,主体范围狭小以及没有按照诉讼类型化设置四个方面,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明确标准、扩大范围的完善建议。     

我国轻罪立法的模式选择及其展开

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我国犯罪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刑事立法轻罪化趋势日益凸显，轻罪立法成为刑事法治新课题。基于我国轻罪立法现状以及综合域外经验，选择“刑法统一调整”的规范模式作为我国轻罪立法的现实进路较为适宜。具体而言，在刑法总则层面，明确轻罪概念，设置轻重犯罪分层的罪行等级，以罪刑均衡为基本立场对相应法律规范进行必要调整；在刑法分则层面，通过类型化思维调整部分具体罪名规范模式，以“定性+定量”与“只定性不定量”两大规范类型的恰切把握着力于实现轻罪立法的理性与正义。     

论行政许可的识别——以湖南省商务厅的受争议职能为例

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实践中,有关机关常常被各种规范性文件上授权的词句所迷惑,不能准确识别出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行政许可权,原因在于我国立法并无具体统一的行政许可判断标准方面的规定。有必要借鉴国外行政许可识别的经验和理论,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指导思想、行政许可的前提、行政许可的性质、行政许可的类型四个方面来构建我国行政许可的识别理论。依据此理论对实践中有争议的行政权进行类型化分析,提炼出审批、批准、审核、核准、登记五种行政许可的表现形式。     

行政撤销诉讼研究

作为一类最为典型的行政诉讼,撤销诉讼具有诉讼目标的形成性、诉因的不利处分性、诉讼两造的对抗性及诉讼功能的多重性等特点.行政行为业已存在且尚未失效、原告主张行政行为违法致其利益受到侵害、复议前置程序的特殊要求以及法定期限要求共同构成了撤销诉讼特有的起诉规则.     

浅析《红字》的艺术价值

《红字》作为十九世纪美国浪漫主义作家霍桑的代表作，凭借生动细腻的心理描写而享有“心灵的罗曼史”的美誉，《红字》巨大的思想价值和艺术成就得到世界的公认。作品通过海丝特的悲惨遭遇，刻画了深深打动了读者的心灵的海丝特、丁梅斯代尔、齐灵沃斯等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揭露伪善的宗教对人们精神、心灵和道德的摧残。     

知识产权权利冲突纠纷的类型化及相关法律适用问题——以最高法院法释[2008]3号司法解释为中心

最高法院法释[2008]3号司法解释对涉及注册商标、企业名称等的权利冲突作出了规范,以此为基础,可划分注册商标、企业名称权利冲突的四种类型,并总结相应的法律适用依据。权利冲突纠纷并非一类单独的案由,应根据各类知识产权纠纷的案由名称来确定这类案件的案由。司法解释规定的侵权人民事责任,有待在实践中进一步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