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维稳”与“维权”的辩证协调

当前我国社会上“维稳”与“维权”成了一个值得反思的新问题、新矛盾,具有对立统一关系.本来,该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同一性,替群众“维权”就是最好的“维稳”,这是当前“维稳”与“维权”辩证机理的核心和实质；但由于形而上学稳定观作怪,当前对立性表现很突出,往往从“维稳”出发却造成许多乱象,陷入高成本“维稳”困局.化解这对矛盾,要客观承认“维稳”与“维权”二者的辩证关系,从刚性维稳向柔性维稳转变；疏通体制内维权渠道,降低体制内维权成本,减少体制外维权事件发生,走出高成本维稳怪圈；促使矛盾良性转化,防止恶性转化,使二者辩证协调起来.     

创新社会管理维护职工队伍稳定——北京市总工会综治维稳工作新模式显成效

去年,北京市总工会不断拓展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思路,统筹规划,狠抓落实,有力推进了综合治理工作的开展,有效维护了职工队伍的稳定.系统梳理职能任务 大力创新工作模式 去年,市总工会对所承担的综治维稳各项任务进行了系统梳理,在创新工作方式、完善体制机制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大胆尝试和探索,建立了"3·1·1"工作模式,即三个机制、一支队伍和一个窗口.     

创建优秀“妇女儿童维权岗”构建妇联维权维稳工作新格局

2010年，吉林省妇联开展了优秀妇女儿童维权岗创建活动，建立了规范化服务管理体系，打破了妇联维权内循环工作模式，为各级妇联维权提供了社化化工作平台和专业化智力支持，构建起妇联维权维稳工作新格局。     

论“稳-维稳”取向的大调解模式

我国的大调解是一种"稳-维稳"的模式:以"稳定"为目标,以"维稳"为手段的解决矛盾纠纷的方式。它是首先在基层实践中出现,然后由中央向全国进行推广的一种解决矛盾纠纷的方式。大调解以多种力量参与、灵活多样的方式满足了解决社会转型期矛盾深刻而复杂的要求,有其产生的必然性。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大调解只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维稳模式,中国最根本的维稳出路还在社会主义法治的发展。     

维稳的法治之思——以公权力、刑事政策为视角

自上世纪80年代"维稳"一词提出以来,一直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近年来"群体性事件"的频繁发生给维稳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而该类事件的根源问题未得到妥善解决,是诱发该类事件的关键因素。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政务诚信"等要求,因此,维稳工作必须在法治的前提下,调整刑事政策,做到规范公权力,加强政务诚信,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才能实现社会和谐的目的。     

对陕西省南郑县加强人民调解降低维稳成本的调查与思考

正近年来,陕西省南郑县大力推行人民调解"以案定补"和调解员专职化工作机制,有效破解了人民调解工作经费不足、调解员积极性不高、调解程序规范化程度不够的难题。全县三年兑现人民调解"以案定补"补贴32万元,共排查矛盾纠纷19226件,调解成功18745件,调成率97.5%,矛盾纠纷数量呈下降趋势,2011年8411件、2012年6291件、2013年4524件,全县矛盾纠纷总量分别较上年下降23.4%、25.2%和28.1%,尤其是到市赴省进京访案件大幅下降。其中大河坎镇在未实施"以案定补"前,发生     

反恐维稳视角下警察执法安全问题探析

<正>在和平时期,公安机关处在打击犯罪、保护人民、服务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第一线,人民警察是伤亡最大、奉献最多、付出最多的职业群体之一。"时时有流血、天天有牺牲",就是这一职业的真实写照。2014年5月,为有效应对严峻复杂的反恐怖斗争形势,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确保国家长治久安,国家反恐工     

督查维稳工作 共促社会安定

布尔津县：近日，布尔津县人大常委会根据县委安排部署，认真落实斋月期间维稳工作方案，对所联系的清真寺进行了走访，对维稳工作进行了督查。督查中了解到，布尔津县认真开展维稳工作，成立了维稳联合指挥部、督查组，对社会面管控、城镇“网格化”巡控、重点部位安全防范、宗教事务管理等工作任务分解到具体单位、具体责任人。各乡（镇）、部门（单位）实行24小时主要领导在岗带班和干部值班制度，县财政专门投入资金，用于乡（镇）机关办公楼、派出所、村（社区）警务室防盗门窗和灭火器的安装配备；全县每天投入相应警力、民兵、巡逻车辆对街面、重点区域、路段等地进行24小时“网格化”巡控。     

董卓之死：都是“维稳”惹的祸

董卓为西凉军人出身，长期驻守西部边区，社会背景相对简单，由此形成了暴躁和单纯的性格，但长期以来备受冷落，一直没有机会到中央发展，后受大将军何进密诏进京“共商国是”。到京后，形势错综复杂，各种机缘巧合，使得董卓进入权力中枢。     

从管理到治理:地方政府维稳职能的失衡与矫正

转型时期,以维稳为重心的地方政府管理职能呈现失衡状态,突出表现在维稳工作的泛化导致社会治理责任的弱化、维稳目标的强化导致公共利益目标的淡化、维稳的高成本导致社会治理能力降低、维稳责任与权力资源之间的错位等。当前应以治理为目标对政府管理职能予以矫正:职能结构上,要从维稳职能为主转向各职能平衡发展;职能关系上,从职能交叉向责权统一转型;职能主体上,从单一政府管理向多元合作治理转变;职能环境上,要培育公民社会以增强政府社会治理能力。